为《大风歌》演出致首都观众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为《大风歌》演出致首都观众
陈白尘
我曾经是首都的一个市民。从一九五一年起，我在这可爱的城市里度过了十五个春秋，还不包括文化大革命中三个严寒和酷暑。但作为一个剧作者，我却没有为首都人民写下一个象样的剧本。托词是我忙于行政事务，但那是自欺欺人之谈。一个作家生活在人民之中，焉能没有创作的激情？一九六三年春，就曾有过重写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的《太平天国三部曲》的计划，而且还到广西桂平、藤县、贵县等地考察过，但是小爬虫戚本禹的一篇文章已在内部传阅，这个计划只好下马。其后，两次参加“四清”，和贫下中农一起滚稻草铺，又写出一个剧本来。但在文化大革命风暴到来之前，它和我一起被逐出都门，那份打印剧本成为某剧院同志们的手纸了。在条条框框盛行之时，有一点创作激情，也会被压扁压碎，以至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二十八年来，我只好甘于做鲁迅先生所告诫的一个“空头文学家”。
在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即丙辰清明节之前，在那人鬼大搏斗的日子里，北去南来的火车，把南京人民的心和首都人民的心贴紧在一起，我的心也被召唤到天安门前。憧憬着白花如雪，诗歌如山，热泪如海的情景，我愤怒，我呼号，我要战斗，我要写作了！——可是我这个在当时仅仅“保留公民权”的人，只能紧闭门窗，拉严帘幕，在更深夜静之时才敢执笔。而一声“追查”令下，连这点偷偷写作的“自由”也失去了，我恢复十年来惯有的沉默。但我的心不曾沉默，却思潮起伏，酝酿着一首歌颂天安门前英雄们的史诗。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但我还是难熬地沉默着。因为我又被供养在金丝笼里达四个多月之久。直到一九七七年七月，我被初步“落实”到一个并未交给我创作任务的创作组里。我不能忍耐了，自动请战，获得允许，便奋笔疾书，以一个多月时间写出初稿，十一月完成第四稿。这便是《大风歌》。它不是什么史诗，却是一部历史剧，它并没有描写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前的革命风暴，却回忆了公元前二世纪长安未央宫司马门前的政治斗争。从内容到形式都变了。未变的只有一点：它还是我打算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献到天安门前的那朵小小的白花。
我没有投身于天安门革命运动的行列，便不能以空洞的热情去写那些未曾谋面的英雄。但我抑制不住对于“四人帮”——这群披着人皮的禽兽，天安门冤案的元凶们的怒火，我不能不鞭挞他们！于是我从公元前二世纪里找到一面历史的镜子，让这群野心家、阴谋家的嘴脸在他们的
“祖师爷”吕雉身上得到曲折的反射。
以古鉴今，便是古为今用。历史剧作者从没有为历史而历史的。但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影射史学”不仅破坏、践踏了历史科学，也混淆了历史剧的借鉴作用和“影射”的界限。他们以己度人，用“影射史学”诬陷了《海瑞罢官》并置吴晗同志于死地。在“影射史学”余毒尚未肃清之日，我的《大风歌》虽得到某些同志的赞赏，却也闯进了“禁区”，一度遭到冷遇。
在发表这剧本时，我便特地做了个声明，说它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汉书》编撰的。其消极作用便是撇清影射之嫌。但它也还有积极的一面。没有历史的真实，也就没有艺术的真实。失去艺术真实的历史剧，也就无从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这是三十六年前从我所敬爱的人那里聆取到的教诲，也是我多年来写作历史剧所遵循的原则。而我这本剧作，正是向我所敬爱的人灵前迟迟献上的一朵小小的白花！
感谢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同志们，在去年七八月间便甘犯禁区，准备排演这出戏，经过将近一年的奋斗，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终于使它光荣地以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剧目而与首都观众相见了！尤其感激的是：使我这个一度是首都的市民，终于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向首都观众偿还了宿愿！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