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悼念张闻天同志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深切悼念张闻天同志
刘英
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闻天同志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推倒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使他长期蒙受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了昭雪。抚今追昔，我的感慨是无法用言语和笔墨形容的。在悼念闻天同志的日子里，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许多往事一齐涌到心头，真不知从何说起。闻天同志的一生，是坚定地信仰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一生。他生命虽逝，信仰永存。他的战斗生涯和革命业绩是难以尽述的。这里，我只能作些片断叙述，以寄托我的怀念和哀思。
一
闻天同志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无锡逝世的。他的死，是林彪、“四人帮”和曾任中央文革顾问的那个“理论家”长期迫害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个“理论家”就指名下令揪斗闻天同志。从此，他就一直经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前后达十年之久。但是在那漫长而严峻的日子里，他丝毫也没有屈服，而是始终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惦念着许多老同志的命运。在他还力所能及的地方，都为保卫党，保卫革命事业，保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革命情操。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打倒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断指使一些人来逼闻天同志“交代”问题，写“揭发”材料。但不管压力多大，他始终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决不乱说。例如，他们蓄意诬陷一位久经考验的中央领导同志“一贯右倾”和“反对毛主席”，多次逼闻天“揭发”，然而他在材料里却只是如实地肯定那位老同志的丰功伟绩和高贵品德。材料交出时，照例要受到一顿训斥，可他总是慢条斯理而又坚定地说：“我了解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写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
当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家”制造“六十一人集团”历史大错案，企图把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打成“叛徒”时，问题就更加复杂，斗争也更加尖锐了。他们硬要逼着曾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闻天同志证明，说那些同志当年出狱没有经过中央批准。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经过多次审查早已解决并有案可查的历史陈案，而且把问题搞得如此混乱，闻天同志感到纳闷，不能不引起警惕。为了慎重，他一面以需要回忆为由拖延时间，一面两次写信给完全知情的那个“理论家”，要他请示中央该怎样处理。但结果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这时，索要材料的人逼得越来越紧，闻天同志很着急，知道事情非同小可。但他认为，无论会给个人带来什么后果，都应当顾全大局，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因此决定由自己承当一切责任，证明薄一波等同志的出狱是经他批准的。这下可不得了，不但批斗更凶了，而且那个“理论家”还专门派人来斥责他“把水搅浑”，示意要他翻案，另写假证明。闻天同志气愤地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这时他已估计到可能被捕。果然，不久就对他和我实行了“监护”。虽然同关在一栋房子里，但是咫尺天涯，无法见面。直到一年多以后，才把我们叫到一起，通知转移。
一九六九年十月，我们被送到广东肇庆看管。生活条件虽然很差，但允许看书写字。这对一向喜欢学习的闻天，已是很大的安慰了。当时他的身体异常虚弱，视力急剧衰退，除高度近视外又患上了老年性白内障。有时帮我做饭，由于看不清，总是弄得满屋冒烟，把饭烧糊。但他却一直坚持读书和写东西，继续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肇庆六年，他反复阅读了大量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写下许多读书笔记，把我们住的小屋当做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战场，偷偷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可惜由于当时的处境，许多底稿不得不销毁，只是后来准许亲属探望时，才由他的外甥马文奇同志秘密带走了一部分。他在这些文章中，批驳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敌我、搞乱阶级阵线、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和人民以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种种谬论，强调要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大力发展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他一直非常乐观，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坚信“四人帮”的横行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因此他告诉马文奇同志，把他的文章保存好，以备将来发表，他也准备以后在一定的会议上谈谈。可惜这个愿望没能在他生前实现，使他抱恨终天。
一九七五年，我们被转移到无锡。这时得知毛主席请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形势好转，人民心情振奋，他感到莫大欣慰和喜悦。但不久周总理逝世了，紧接着“四人帮”搞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又急剧逆转。这使他的心情极为沉重，悲愤之情往往溢于言表。当有来人跟他谈“批邓”问题时，他愤然表示：“‘三项指示为纲’没有错！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此后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在病中，他仍然极为关怀党和国家的前途，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并且坚持斗争，抓紧整理以前的学习笔记和研究成果，修改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他更加怀念毛主席和其他许多老同志，特别注意报上发表的一些老同志的消息。一次听说陈云同志来无锡休养，他异常兴奋，以为可以看到陈云同志了。当知道这纯系谣传时，他是多么的失望呀！有几回从报上看到王震同志的消息，一再向我表示：“希望在死前还能见王震同志一面。”可是他的病已在迅速恶化，终因得不到应有治疗和及时抢救而溘然长逝了。
闻天同志心胸宽广，顾全大局，在受到迫害、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党和人民的事业。在肇庆时，他曾多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请求党分配他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直到弥留之际，还为他十多年没能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而深感遗憾。他希望把他十几年来写的东西送请中央审查发表，作为他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他还一再嘱咐我，叫把补发给他的工资和解冻的公债存款全部交给党，算是他最后交的一次党费。
二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迫害闻天同志，曾经向他身上大肆倾泼污秽。但是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他们的诬陷丝毫无损于闻天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的光辉。
闻天同志从青少年时起，就有志于改造社会，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参加过著名的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运动的热情战士。后来在上海、重庆等地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创作和翻译了不少文艺作品。经过几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这个光辉真理，并于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把整个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至死方休。在他的影响下，跟他出来参加革命的弟弟张健尔同志，不幸早年牺牲。所以郭沫若同志一九四九年在答友人信中曾说：“中国革命深幸有如洛甫（闻天别名）先生兄弟者多，故得庆成功。”
一九二五年冬，党派他去苏联学习。在留学期间，他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积极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立三路线的斗争。一九三○年底回国后，他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使他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主张的正确，长征开始后就毅然参加了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领导，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会后，他又作了大量的团结工作，争取和说服犯过错误的同志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对于他在中国革命这一重要历史关头所起的作用，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多次提及，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立了大功。但他从不居功自满，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磊落胸怀和崇高品德。
闻天同志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主席行。所以他对毛主席的拥护，是根据亲身的体会和认识的提高，因而是完全出于至诚的。在长征路上，当他看清了林彪排斥毛主席领导红军的阴谋后，就在会理会议上坚决支持毛主席，反对林彪。在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所以张国焘曾把他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一起列为要“打倒”的对象。一九三八年张国焘叛变投敌后，他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的文章，彻底揭穿了这个叛徒的可耻面目，宣布将其开除出党。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毛主席提出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思想，决定渡河东征。但有些同志一时不理解，以为红军太疲劳，需要一段时间休整，主张在巩固中求发展。闻天同志认识到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对扭转局势、建立和巩固陕北根据地极为重要，因而表示坚决支持，并随毛主席一起进军山西。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积极赞助毛主席和周总理处理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批判了当时要杀蒋介石的一些同志的错误意见。他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整个路线和策略，在宣传教育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创办和主持延安马列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在抗战中起了很大作用，不少同志至今还在各条战线担负领导职务。在同第二次王明路线作斗争中，他完全和毛主席站在一起。一个短时期里，王明曾以中央书记处多数成员不在延安为借口，不同意毛主席用中央名义向他们发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毛主席就和闻天、陈云同志等联名发指示。一九三八年在批判第二次王明路线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代表中央作了组织报告。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逐步在全党得到贯彻执行。在日常工作中，他也非常尊重毛主席。遵义会议后和到陕北一段时间，他主持书记处和政治局一些会议，每次会前都要和毛主席商定议程，或由毛主席提出要讨论的问题通知他召开。有些文件也是先由他起草，经毛主席审改后再提交会议讨论通过。由于有时会议在我们住的窑洞举行，所以我曾多次听到毛主席称赞他主持会议民主，说他善于综合大家的意见。当时曾有人讥讽他跟毛主席太紧了，他总是义正词严地回答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在此后几十年的工作中，无论是做地方工作还是做外交工作，闻天同志始终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非常注意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对一些问题有什么看法和意见，也总是愿意向毛主席提出。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几年，他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时写的材料和心得，还是一篇不拉地送给毛主席，向毛主席请教。
三
遵义会议后，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闻天同志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以后的长期工作中，他始终重视实践，坚持实事求是，注意调查研究。
还在一九四二年初，他就带领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到晋西北和陕北作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整理了不少材料报送中央。他认为自己在这次调查中收获很大，增加了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的了解，提高了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
闻天同志深感自己需要长期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七大以后，他向中央提出，要求去做地方工作。中央批准他去东北，他非常高兴，于一九四五年冬到了北满。当时陈云同志任北满分局书记，让他去合江省工作。那时合江一切都很混乱，土匪横行，到处是“坐山雕”，工作千头万绪，困难很多。他团结省委同志，从调查研究着手，分析形势，找出主要矛盾，决定一面剿匪，一面大力发动群众，并且亲自参加工作队，深入农村搞土改。由于坚持实事求是，注意掌握政策，合江土改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发生大的偏差。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合江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了，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后来中央调他到东北局工作，他根据系统的调查研究，曾就当时的国民经济构成和党的经济建设方针，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和建议。不过他仍希望在下面做实际工作。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同意他的要求，派他担任辽东省委书记。为了适应工作重点转向城市，他又对城市工商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过不少政策性意见。他对地方工作越干越有兴趣，当一九五○年中央调他到外交战线上来的时候，他还恋恋不舍。
在外交工作中，闻天同志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一九五一年，他巡视了我国一些驻外使馆，提出关于加强调研工作的报告，得到周总理的完全同意和支持。回到外交部以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他亲自抓各单位的调研工作，经常召开形势务虚会和调研工作经验交流会。他认为，不切实搞好调查研究，就对领导上起不到耳目和参谋的作用，就提不出意见，做不好工作。
在注重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闻天同志始终保持着好学的精神。他常深有体会地说，教条主义，并不是书看多了，理论学多了，而只是由于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不对头；要理论联系实际，不努力学理论是不行的。除读书学习外，他一生没有什么别的嗜好。他不但喜欢钻研理论，而且对各种知识都有兴趣。每到一个工作岗位，总是劲头十足地学习有关的知识和业务。直到他病重的时候，还是手不释卷地读书看报，认真整理以前写的文章和笔记。他不但自己好学，而且对干部的学习也一直抓得很紧。过去无论到什么地方工作，他总是大力提倡和组织大家学习，亲自规定理论和业务的必读书籍，订出学习计划和制度，除自己外，还组织人上课作报告，他也编到一个学习小组跟大家一起参加听讲，参加讨论。
四
闻天同志作风正派，大公无私，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胸怀坦荡，心地光明，总是以革命利益为重，在重大问题上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延安整风后期，参加当时中央总学委领导的那个“理论家”发动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闹得“特务”如麻。闻天同志觉得很不对头，认为是在重复王明“左”倾路线时期肃反扩大化的作法，于是当面向那个“理论家”提出意见，强调必须实事求是，记取历史教训。同时他还向任弼时同志等作了反映。后来毛主席纠正了那种错误作法，并批评了那个“理论家”。此人就对闻天同志怀恨在心，一九五九年，他竟歪曲事实，把对“抢救运动”提意见说成是反对延安整风。其实，闻天同志胸怀全局，关心整个党的事业，爱憎分明，要他有意见不提是很难的。就是后来在从事外交工作时，他也十分注意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时期，他走访了一些地方，了解了一些重要情况，发现工作中的问题不少，经过仔细研究和认真考虑后，就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常说，封建时代，有些人都能关心他们阶级的国家大事，敢于“犯颜直谏”，如果我们明哲保身、看风使舵，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闻天同志立党为公，不谋私利。他不追求个人荣誉，不争夺个人权力，不突出个人，不宣扬自己，表现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共产党员的纯粹精神。遵义会议后他任党的总书记，但他从来不提，在历次填的履历表中也没有写过这一职务，以致跟他工作多年的同志都还不知道。他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却尽量避免在报刊和银幕上出头露面。平时外出，也不让张扬。他能上能下，不计较职位的高低。他在中央工作了十多年，七大时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他坚决要求到下面去锻炼。一九五九年以后，中央分配他去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他不但没有情绪，而且还感到非常高兴，立即认真地搞起了研究工作。
闻天同志在工作中一贯注意集体领导，发扬民主。他善于听取和集中大家的意见，而不独断专行，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他主持会议，也能够使大家展开讨论，畅所欲言。他认真吸取中央苏区时期在组织路线上的教训，到陕北后就积极支持陈云同志爱护干部、培养干部和正确使用干部的作法。他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任人唯贤，不搞小圈子。他尊重同志，并不因为自己学识渊博而傲视别人，见到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总是十分亲切。对于干部问题，他从不个人作出决定，总是通过组织和集体讨论。他注意倾听干部的意见，无论对他提得多么尖锐，他也没发过脾气，更不搞打击报复。他没什么架子，真正能以平等待人。
闻天同志严以律己，奉公守法。在工作上，他一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看不惯那种不学习业务、不研究问题，只是签字画圈，来文照转的大而化之作风。他一切按党的原则办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搞特殊化，反对走后门，对自己的亲属也要求很严。他的女儿原在外交部打字，一九五五年精简机构时，他就率先将女儿精简回上海，至今仍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九六一年，他送儿子虹生去新疆建设兵团劳动。后来虹生有些不大安心，想回北京，但在他逝世前的十多年间，一直都是鼓励儿子好好劳动、积极工作。我们有个养女小倩，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无锡市委根据党的政策，也照顾到我们年老，他又有病，决定让小倩留在我们身边。但是闻天同志却抱病亲自给组织上写信，坚决要求将小倩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闻天同志自奉节俭，公私分明，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驻苏使馆时，我们添置了些东西，做行政工作的同志给报销了，他严厉批评了那位同志，自己付了款。一次去列宁格勒参观，同时看一看在那里的留学生和研究设总领事馆还是设留学生管理处的问题，旅费本可报销，但他坚持自己出钱。一九五四年底我们奉调回国，管理人员已经给布置好了住房，在房里、楼梯、走廊都铺了地毯。闻天同志很不高兴，当即批评了管理员，除会客室外，要他撤走所有地毯，减去几套沙发和家具。我们在北京住的一直是进城时分配的那所房子，比较狭窄，他又喜欢买书，弄得到处都堆着书。后来有关同志提出要给调换一所较宽点的住房，这样还可以在家里接待外宾，但他坚持不搬。他常说，我们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办公家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到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考虑到我国经济还很落后，因此必须注意节约，支援国家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一直照这样做的。
闻天同志离开我们三年多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可惜在他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祖国上空还笼罩着一片乌云，他当时日夜担心的党和国家的前途还处于危难之中。他去世后不久，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代表人民的意愿，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我常自思忖，闻天要是能够多活几年，哪怕几个月，该多么好呀！现在，全国人民开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长征。展望未来，祖国前程似锦。闻天倘若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附图片）
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华国锋同志向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同志致以亲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