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特殊”在哪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共产党员“特殊”在哪里？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饶阳县常安大队党支部书记 宋欣茹
我是一九三九年在白色恐怖下入党的。那时村里的党组织还是秘密的。入党那天，党组织负责同志说：“宋欣茹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但又不能把自己看成是高于老百姓的‘上等人’，搞特殊脱离了群众。”这句话象刻到脑子里一样，四十年来一直要求自己照着这样去做。抗日那会儿，我在村里当妇救会主任，白天藏在青纱帐里打游击，夜晚进村惩办日伪汉奸，宣传革命道理。那时，我怀了孕，炮火连天，东跑西颠，心里很着急。可是，一想到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劲头就来了，照样和同志们一块去破路、割电线。我有两个孩子，就是这样死在肚里的，还有一个孩子是因为得病没空照顾死的。我公公和丈夫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去世了。那时，我才二十九岁。贫下中农替俺难受，阶级敌人却幸灾乐祸，说：“叫她整天革命，不到一年死了两口，看她还革命不！”听到这话，我擦干了眼泪说：“革命革定了！共产党员誓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决不能为自己的小家庭才活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再豁上俺这条命也心甘情愿！”
战争年代，那些抱着私心眼儿入党的人，经不起严峻的考验，投敌叛变了。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的许多党员担负着各级领导职务，有权先办哪家事？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这种考验也是严峻的。我在大队里掌权，招工、招生、当兵都得走大队这道门坎。我想，荣誉和权力是党给的，是人民给的，如果用来为个人的三亲俩厚开绿灯，就要损害党的崇高威信，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一次，我的一个外甥女听说县被服厂招工人，就兴冲冲地找来说：“姨，你是老模范，跟县里领导熟，说句话让我去吧！”我一听就腻味了，说：“老模范是带领群众干社会主义的，可没担负着给你走后门的责任！”外甥女一听就哭着走了，回去对她妈说：“俺姨文化大革命叫人家折腾得那个样儿，咱那么疼她，这会儿她官做大了，一点事也不给俺办！”接着，俺姐姐来了，我说：“不是不给办，而是不能办。因为搞特殊，就要脱离群众呀！”凡是亲戚朋友托俺走后门、办私事，俺都一概拒绝。我想，一人做官，一家子又找工作又上大学，连扁担勾子挂犁楔的亲戚也跟着沾光，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不跟旧社会的赃官一样了吗？
我还常琢磨，一个人职位高了，“官”做大了，不是人也“大”了，而是担子重了，责任重了。一个党员干部，不论职位多高，在党内也是个普通党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丝毫不应当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要说有点特殊，就应当象羊群里的“羊呼噜”，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着大伙前进！我们有些同志犯错误，就是因为把自个跟群众的位置摆颠倒了，觉着自个“大”的不得了，吃公家的，拿集体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群众顶看不上这号不值钱的人。社员都知道我的脾气，不管是来检查工作的领导，还是下乡的干部，我没陪着在大队吃过一顿饭。去年麦收，县里的工人老大哥下乡支农，队上给炸的油条，炊事员见我去了，就挑了一个又酥又香的拿来，说：“老社长，你不吃？尝一尝吧！”我说：“尝什么！又不是没吃过，咱常安千数口子都来尝尝行吗？”
我今年六十七岁了，在新长征中，要继续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河北《共产党员》杂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