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条条框框 放开手脚创作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打破条条框框 放开手脚创作
葛琼
当前文艺创作的形势怎样？是放得不够还是放得“过头”了？前些时有一股冷风，把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从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下解放出来的形势，说得一团糟，并且给加上好几顶吓人的大帽子。但那终究只是帽子而已，三年来文艺创作上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特别是去年和今年，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文艺创作上的突破更加令人鼓舞。但是应该看到，乾坤初转，文艺创作的繁荣，还只是初露端倪，要达到繁花似锦的局面，还需要我们作很大的努力。
为什么文艺创作还没有更快达到全面繁荣的局面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文艺战线，形形色色的思想障碍，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还时隐时现地在束缚着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这些同志还不敢放开手脚大胆创作。这里面，有的是作者自己没有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流毒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敢突破林彪、“四人帮”规定的种种禁区；有的则是由于一些自己思想僵化或半僵化，而又反对别人解放思想的人，特别是处于领导岗位的某些同志，还在设置新的框框，划新的禁区，限制和束缚文艺工作者创造力的发挥。为了繁荣文艺创作，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坚决冲破束缚创作的种种旧的和新的条条框框。
要打破在题材问题上的框框。林彪、“四人帮”反对题材多样化，鼓吹题材决定论，片面强调所谓写“重大题材”（后来就干脆明确规定为“写与走资派作斗争”）、“写十三年”等等，排斥其它题材，把文艺创作引进了死胡同。现在，对林彪、“四人帮”的这些谬论虽然批判了，但影响并没有肃清，新的条条框框又出来了。比如，有的同志片面地提出要写歌颂性的，不要写暴露性的；要写“向前看”的，不要写“向后看”的；要写工农兵，不要写“作家熟悉的”其他生活；要写四化建设，不要写四化以外的其它题材。诸如此类束缚创作的新框框，如果不打破，怎么能期望创作的繁荣？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无限丰富，我们的文艺应当体现出生活的丰富性。文艺家的创作天地无限广阔，创作题材应当多种多样。现实斗争题材应当写，古代生活题材也应当写；中国题材应当写，外国题材也可以写；四化应当写，四化以外的也可以写；工农兵应当写，工农兵以外的人也可以写。当然，应当提倡以现实斗争题材为主。但是，如果人为地规定作家只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就会使文艺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欣赏要求是多方面的，这就需要有多种多样题材的作品。因此，要使我们的文艺不脱离生活，不脱离人民，就要提倡题材多样化，创作出丰富多采的文艺作品。
要打破在人物塑造上的框框。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纪要》中，鼓吹所谓“根本任务论”，强令文艺工作者不管写什么题材，都要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根本不准写有缺点错误的所谓中间人物，根本不准把知识分子等工农兵以外的人物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至于历史上封建阶级中的帝王将相，资产阶级中的有影响的人物，更是在禁止之列。林彪、“四人帮”的谬论批判了，却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框框。有的作者刚刚突破“四人帮”的禁令，写出一些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有人就出来责难，说什么工农兵方向被丢掉了。有的人反对从各个角度表现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和摧残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家破人亡、悲欢离合的遭遇，认为写了这些就会使人感到前途渺茫；有的人主张写革命领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按顺序，排座次，规定先写谁，后写谁，不这样办就是“砍旗”。一些作者，对写历史人物，仍然顾虑重重，怕被说成是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有这些，都是文艺创作的障碍，都应该扫除。
社会主义的文艺当然要大力提倡写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业绩，歌颂他们的斗争精神，塑造光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但是，一部文艺作品的价值，主要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低以及两者统一的程度，并不取决于它以什么人物作为主人公。以无产阶级英雄为主人公的作品不一定就是优秀作品，以其他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坏作品。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运用什么观点，去描写这些人物。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英雄人物不仅工农兵中有，各条战线也都有。社会主义文艺也不能片面地把英雄人物作为唯一的描写对象。我们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工农兵、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都可以写；英雄人物可以写，不是英雄的一般人物，或者所谓中间人物也可以写；成功的英雄可以写，失败的英雄也可以写；正面人物可以写，反面人物也可以写；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可以写，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其他杰出人物也可以写；起义农民可以写，帝王将相也可以写；无产阶级革命家可以写，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写。只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描写上述种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活动，恰当地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并通过人物形象的描写，反映出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这样的作品人民是会欢迎的。有的作者常为没有什么可写而苦恼，其实，思想一解放，束缚创作的框框一打破，可写的东西就摆在面前了。
还要打破不利于文艺繁荣的其它种种框框。比如要求所有作家都运用一种创作方法进行创作，不运用这种方法就加以否定。这是不对的。文艺工作者可以在创作方法上进行选择和探索，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表现了时代精神，都是应该允许的。又如文艺体裁、样式，也不能单一化，而要多样化。戏剧中，就可以写正剧，也可以写悲剧，还可以写讽刺剧。社会生活中有悲剧，我们的文艺就可以出现悲剧作品。真善美的东西应当歌颂；假恶丑的东西应当批判，也可以讽刺。再比如风格、流派，也要打破框框，反对只准一种风格、一种流派的错误倾向。作家们要勇于创造自己的风格，勇于继承和发展健康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流派。作家的成就，取决于他的思想、生活和才能，但也很需要有勇气。作家的勇气来源于思想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文艺的繁荣。
列宁说过：“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文艺创作的天地是广阔的，但文艺作者要在这天地中自由飞翔，必须首先从束缚作者手脚的种种思想中解放出来，特别是要打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精神枷锁，肃清极左思想的种种流毒。这是发展文艺创作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