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面受气到三面满意 记呼兰县农村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沈阳通讯

　　从三面受气到三面满意
记呼兰县农村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
一
新的景象出现在呼兰农村。白天，村政府里只有一个文书值日，如果找村长，他会告诉你：“下地了！”今年，呼兰全县的村干部除去极少数病弱的以外，都实际带头来领导生产。干部作风开始转变了！
该县白奎区望山村，去年春耕时，村干部半夜起来敲锣叫喂马，三点多钟就挨家挨户去喊叫套犁，但一千三百多垧地种了二十五天。今年春耕，村长、支部书记先带自己的互助小组下地，别人看见就都随着干，只半个月时间就把地全部种完。
长岭区的民主村，去年春耕时，干部天天找互助组长开会汇报生产情况，天刚亮就派儿童团到处抓懒汉，还成立了一个检查组满山撵人。结果直到小满地才种完，群众还一肚子气：“光叫，你们怎么不干？”干部也鳖屈，觉得这是“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受累不讨好！”今年春耕，支部书记和村长都参加了互助组，地化到四寸深他们就赶先种麦，带起了全村。四月十七日，支部书记李明福就开始种高粱，有人说太早，他就从地里把已经发芽的高粱种扒出一些拿到生产委员会上给大伙看，第二天，就有五十多付?耙下地种高粱。村长郜荣种谷子时发觉土太松，和组员一研究，觉得春风大，这样松会把湿土抽干，就在生产委员会上提出动员妇女和半劳动力再踩一遍格子，结果全村的地大部都踩过三次，避免了风干。今年该村到立夏就已种完了地。去年整个春耕期间，村长郜荣只干了三天活，今年仅仅耽误了三天工。
去年，村干部是生产领导不好，自己又不能干活，上级批评，群众不满，“家里”也不给好脸色看。村干部都说这是三面受气！今年，康金区白家村长邵金明说的好：“春耕搞好了，我们‘家’也乐了，区干部也不批评了。管保三头满意！”农民们说：今年这地种的挺得劲，干部不乱催了。村人民代表们也说：今年这么可真好！去年一天一汇报，代表可真不好做。
二
村干部参加生产，转变作风，必须从上到下解决许多有关问题，才能够很好地转变。三个月来，呼兰县、区、村在这个转变当中所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
（一）村里主要干部摆脱琐碎事务，集中精力领导生产。过去，村长、支书往往整天被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缠住，什么打架、猪拱菜园子的琐事都要他们亲自去管。这样习惯之后，明明应该是调解委员、民政委员管的事，老百姓也去找村长，找支书。村长、支书也不好意思叫再去找别的委员，认为“分工还得合作，不能单打一，得处处带头”（民主村支书李明福）今年提出了主要干部“闲事少管”，村政府委员按分工负责。群众有小事尽量在小组里解决，解决不了的再在晚上找应管的委员去办，实在办不了的再找村长。
（二）减少各种不必要的会议。李明福说：“去年是除了开会没有别的，成天不是找组长开会，就是召集汇报，动不动就开大会！区干部下乡也先找我们开会，完了再开群众大会！”那时干部以为只有开会才是领导生产的办法，才是走群众路线。今年转变以后，有的村是干部每天晚上到村政府碰碰头，有的是隔三天或七天碰一次面，主要的是传播各个互助小组的经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必须开的大会尽可能利用下雨天。区除非必要时不召集村干部开会，有事都通过分散在各村的区干部来传达（如白奎区）。县委在四月份召开的区书、区长联席会上保证：农忙时不开区干部会议，必要时选适当地点找附近地区干部举行小型座谈，时间不超过一天。今年区村的会议比去年减少了三分之二。白奎区春耕期间只开过一回村干部会，去年则开过十四、五次。长岭区民主村从正月到现在只开过一回群众大会。农民徐老头说：“今年会少力量大！”康金区委书记说：“去年开村干部会没有一次到齐的，今年开的几次会都到齐了，还不发牢骚！”
（三）停止滥发表格。去年，村上填表之多人人头疼，县上发，区上发，基点村有时也发。工作队员下村以后也画几张“调查表”叫村干部填。有些表还要“马上送到”，如夏锄的时候一天要送一张。白奎区区政府的财粮、民政、教育等助理员过去光忙着填表，总不能下村。区上专设两个通讯员往县里送表，有时这个还没回来那个就去了。今年表报按东北人民政府规定执行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转变作风，不能光要求村干部，不能认为只是村干部的事；必须从县到区到村，自上而下地来贯彻这个转变。因此，县、区干部转变领导方法是更重要的一环。呼兰县委曾检讨了过去的缺点，认为主要在于：“过去没能及时深入检查发现问题，并具体帮助下边解决。”今年春耕开始后，县即着重具体帮助区，组织了三个工作组掌握三个重点村，通过解决典型互助组的问题来取得经验，并把经验及时传播出去（印小册子、发通报），使区干部对县的领导感觉满意。区干部也都培养一个典型互助小组，让村干部学习怎样搞典型又结合全面的领导方法。因而村干部对区的领导也感觉满意了。李明福说：“今年区干部下来就到互助小组，村干部正干活就到地里找，比去年好多了。”
【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