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在生活的海洋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扬帆在生活的海洋
刘宾雁
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不仅结出了物质的果实，在精神生产领域也硕果累累了。最近，我在东北三省看了几台好戏。几个城市，都是一个剧院同时上演几台话剧，场场客满。这些剧都取材于当代生活，提出和回答了人民关心的迫切问题。仿佛可见，舞台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突破了，同时也就冲散了观众对于舞台的冷漠。在沈阳，一位青年司机告诉我说：“《报春花》我已经看了三遍，还想看第四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收到的大量来信，又证实了这位司机的反应不是个别的。
我不禁为剧作者崔德志同志高兴。一位作家所希望的，还有比这更高的报酬吗？
不过，心头也不免出现一个问题：崔德志同志是五十年代初就以他的剧作《刘莲英》闻名的。二十多年来，他并未中断辛勤的创作劳动。那么，在两部成功作品之间，何以竟有二十余年之久的间隔呢？
这涉及到文学和生活的关系问题。谁都不否认，文学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又应该推动现实生活前进。那么，如何反映和推动呢？这显然是应该由现实生活本身的状态和需要，由文艺的特性来决定的问题，不应决定于任何人的主观设想和意愿。五十年代中期，出现过一些尖锐地触及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干预生活的作品。这些矛盾是真实存在的吗？这些作品的社会效果如何？都是可以讨论的。然而并未讨论这些问题，而是离开现实生活和文学特性，从一个简单的设想出发，生硬粗暴地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政治命运。那个设想，就象《在桥梁工地上》里那位罗队长的想法一样：既然有了党的英明领导，一切的一切就都不成问题了；党和非党的作家，党和非党的群众都可以闭上眼睛，只须等待上边党委作出决定，遵命照办就是了。干预生活的文学作品触犯了一些人的传统观念，于是就被视为异端，从此，党的领导和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被切割成两个部分，有一半成为禁区。矛盾和冲突的一个方面不准去观察、认识和描写，于是，就好象舞台的幕布只许拉开一半，那半台戏能够是真实的和可以理解的吗？
文艺得天独厚，它在社会意识中是最接近生活这株“常青之树”的。这甚至在文艺的遭遇中也反映出来：那些限制、阻碍或窒息文学艺术发展的东西，同时也就在限制、阻碍和窒息生活的发展，而生活的主人公是人民，于是文学艺术也就和人民共命运了。回顾三十年的历史，证实这个论点的史实是太多了。
值得自豪的，是短短三年中我国文学艺术紧紧伴随着人民的革命实践，突破了一个个禁区，同人民一起思考和解答着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看看舞台上下息息相通的紧密呼应，看看人们争相传阅、不出一个月几乎读烂一本文学月刊的情景，可以断言：我国现代艺术已经开始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了。
然而偏偏有人极力使文艺同生活、同人民疏远起来。文艺创作者的使命本来是直接地观察生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通过个人的思想感情，把生活中本质性的东西反映出来，借以推动现实生活前进。有人却要文艺创作家也象某些官僚主义者那样两眼向上，从办公室和会议桌上，从政策和指令中寻求主题和思想，极力使创作之帆从无比广阔的生活海洋驶进狭小的溪流，并且声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或许不知道，马克思关于他本人的学说说过的话：衡量他的全部学说的标准，是它必须把“我们眼前发生的现象”表述出来。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听命于生活，听命于人民，正是它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最好方式，同党对文艺的领导毫不矛盾。因为正确的领导绝不会使文艺断绝它的生命源泉，丧失它的客观内容，变成公报或传声筒，因为那样做，无异于取消文学和艺术。
但是，在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上，至今还有人在散布着一种误解，似乎歌颂才是肯定，暴露则是否定。然而我们的现代史明明不乏例证，说明把成绩吹得神乎其神，把某个先进人物、单位当作圣物，最终是损害了我们自己，毁了那些同志和单位本身；我们遭到的灾难，往往不是由于过多地注意了错误和缺点造成的，而恰恰是相反。绝对的肯定，必然导致绝对的否定，事物发展的逻辑就是如此。
三个多月的东北之行，不断听到老战友们的感慨之言：今天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二十多年前就有萌芽了，如果那时候能正确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打击了应予保护的力量，保护了应予打击的势力，局面就会大不一样，今天我们在实现四化的道路上遇到的某些阻力，也不会发展到如此盘根错节的地步。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能在干预生活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无疑是一大损失。
在某些同志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似乎就是一个和谐安宁的生产过程，似乎就是经过人们的苦干巧干和发明创造，然后生产力大发展的皆大欢喜的过程。这是一个距离生活实际很远的幻想。他们今天还在那里提倡“无冲突论”，打算把我国的文学艺术引向何处呢？
然而历史毕竟前进了二三十年，我们对于我国文艺曾被引入绝境也记忆犹新。我们再也不会置生活中的真实矛盾于不顾，去“把赤裸裸的观念变为感性的实物”，去创造“虔诚的梦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