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影射”及“赶时髦”——评《这样的“时髦”赶不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谈“影射”及“赶时髦”
——评《这样的“时髦”赶不得》
孙子健
今年六月，《河北文艺》发表了《“歌德”与“缺德”》（以下简称《歌》文）。八月份《山东文艺》发表了《这样的“时髦”赶不得》（以下简称《时》文）。两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篇文章都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歌》文讲到“诅咒红日”；《时》文则更为明显地讲到“现在，个别刊物”发表的诗文是：“明鞭封建帝王，暗笞革命导师”，而且判之曰“影射史学”、“阴谋文艺”。还强拉硬扯地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说什么“你看，都是用否定历史帝王人物的方法来否定我们的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并声称“如果你是我们的同志，又怎能使用敌人曾用过的方法呢？”这就更严重了，成了敌我性质的问题了。
吓人实在吓人，但读之再三，感到并没有多少足以服人的论据，不过仍是一条旧棍子而已。
人们倒是真想知道，如今谁在“否定革命导师”，文章何不略举一、二呢？不是应该让事实来讲话，让人来分析判断吗？你讲一些空话，扣帽子一大堆，不是有违革命导师的教导，难逃“八股”罪状其中之一之嫌么？
“影射史学”、“阴谋文艺”，那确实是有的，至今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但那是“四人帮”的东西。其要害是阴谋打倒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使中国倒退到封建主义。这已是一个有充分事实根据的政治概念。这是就内涵讲的。
至于单纯的“影射”二字，其实无可非议。不过是一个方法问题。问题在于目的，在于为文的立场、观点。此外，也还有一个是否确切的问题。
看到一篇写唐太宗、魏征的文章，就有人惶惶然了。再有那么一篇，就有人“拍案而起”了：“什么纳谏呀！这明明是影射革命领袖哩！”真是奇怪的逻辑！“纳谏”有什么不好？难道这是某一个人要接受的教训？不能容纳别人的意见，只喜欢听颂扬，不喜欢逆耳之言，这没有点“一般性”？“影射”又有什么不好？所谓的“借古喻今”或者“讽今”，又有什么不对？“古为今用”，不正是毛主席的教导吗？一篇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可能从中汲取了教益，拍手不迭；有的人可能认为是揭了自己的疮疤，大发雷霆。这也无可奈何。
举一、二个具体问题（甚至更多）来讨论，就能把一个革命领袖否定掉了么？如果是这么容易，那也就称不起革命领袖了。说穿了，不过是只准“凡是”而已！
《时》文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影射“术”的问题，要作文章的人“有话明说”。既然称之为“术”，显然并不仅指“借古喻今”、“影射”之一端。到底还有什么？不得而知。有话不明说，不外还有“托物取喻”。这自然也难逃“影射”之嫌的。这种“影射”，《汤誓》可能带了个头。以后的《诗经》就数不胜数了。在文学上这称之为“比”。屈原大概也有嫌疑。他用“荃”隐喻楚怀王，拿“申椒”、“菌桂”、“蕙”喻有才之士，以“?”、“葹”比小人。话就不是“明说”的。《歌》文的作者，不是也讲到“诅咒红日”吗？他也是在用“喻”。
所谓“比”，意思不外是：用两种本质上并不相同的事物，取其相同的一点来作比较，使这一物之特征，在那一物中得到表现；而由于这种比较，使这一物之特征更为突出。这纯粹是文学艺术的表现方法问题。话直说，理论文章可以这样要求，文学艺术就不一定。即使理论文章，也还有“比”呢？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在这方面都是高手。怎么能要求人一概地都“有话明说”呢？连人家的表现手法也干涉，这恐怕也太过分了吧？按照这一要求，难以想象文学艺术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时》文作者说：“还有一种人，专爱赶‘政治时髦’，某种思潮一来，他们不辨风向，不问来由，只要觉得新鲜，便赶紧抢到头里，或发议论，或写文章……”
何谓赶“政治时髦”？除非抱有个人某种欲望、动机，专搞政治投机，妄图以此捞点油水的极少数小丑。当前的主流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地奔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大得党心、军心、民心，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难道说，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学习贯彻三中全会决议是赶“政治时髦”么？深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是赶“政治时髦”么？林彪、“四人帮”伙同他们那个“顾问”作恶肆虐十多年，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冤案遍全国，株连近一亿人。破坏生产，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设文字狱，蹂躏了“双百”方针，造成文坛一片荒芜。他们祸国殃民，造成大倒退的局面。这场浩劫，是刚刚过去的事实，人们痛定思痛，记忆犹新。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领导全国军民，坚决拨乱反正，使乾坤初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崭新事业，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真正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一切共产党员、志士仁人，都应成为革命的闯将，敢想敢干，而不应思想僵化，因循保守，一切按老规矩办事。《时》文作者无视当今革命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横加指责什么赶“政治时髦”，他自己站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革命领袖是人而不是神。现代迷信这股风是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而刮起来的。许多是非问题，被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和蒙昧主义、奴隶主义搞糊涂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流毒很深，至今阴魂不散。对于这些，
《时》文的作者也该是明白的。为什么故意挑起“革命导师”作为幌子来吓人？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主张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更高地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当前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现代迷信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同志还不在少数。《歌》文和《时》文的出现，并不奇怪。冰冻三尺，岂止一日之寒？
《时》文中把当前文艺战线的形势与“四害”横行时作比，说什么：“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四人帮’的影射史学、阴谋文艺”。这完全与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估计唱反调。华国锋同志说：“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出现了一批受到群众欢迎的好作品，整个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的繁荣前景已经在望。”这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正是历史真相和主流。这样好的形势，怎么就使你“很自然地想起了‘四人帮’的影射史学、阴谋文艺”？请问：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状态！
如果要说“怕”，怕的就是那些“风派人物”。他们不讲科学，不尊重唯物论、辩证法，他们不学有“术”，脑际里只有“风”，他们专门窥测风向，看风转舵。他们看准了风势，会比谁都“激进”。到头来，说不定“否定”革命导师的，正是他们这些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