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记《辞海》一九七九年版的出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探索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
——记《辞海》一九七九年版的出版
盼望已久的《辞海》新版本（一九七九年版），在建国三十周年的前夕出版了。
在上海辞书出版社，记者看到了第一批新书。这部大型综合性辞典，十六开本，分上、中、下三大册。《辞海》副主编罗竹风告诉记者，这部新《辞海》是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修订的。当年，毛泽东同志南征北战，随身带着一部一九三六年刊行的旧版《辞海》。一九四七年从延安作战略撤离时，在他简单的行装里，还有《辞海》和《辞源》这两部工具书。旧《辞海》出版距今几十年，国际、国内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都有很大发展，绝大部分的词目都该“重起炉灶”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编写工作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今天，新《辞海》终于出版了。它不仅为我国编写辞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体现了我国学术文化界团结协作、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在辞海编辑部，我们目睹了编写这部辞典的浩大而艰辛的工程。一排排的书柜和书架，连同地板上，堆满了各种学科词目历次的修改稿件。许多词目的释文，在一般辞典里大抵只有二、三百字，而在这里，每一条词目的修改稿件几乎都是一大叠，有的装订成了一厚册。看了这些稿件上密密麻麻的修改笔迹和最后形成的言简意明的释文，不禁使人想起“铁杵磨成绣花针”的俗话。编辑部的同志说：“读者查辞典，是为了质疑求知；我们编辞典，好比‘配钥匙’，为读者提供探索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这就应该一字一句对读者负责，把真实的知识告诉读者。”
周恩来同志生前十分关注《辞海》的出版。当《辞海》被打成“大毒草”，修订工作停顿了多年后，是周恩来同志提出把修订《辞海》工作列入全国出版规划。一九七五年秋天，周恩来同志在重病中还托王冶秋同志转告《辞海》编辑部，《辞海》如有介绍杨度的条目，要把杨度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写上。果然，《辞海》原来编写的“杨度”，只介绍了他是筹划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对他晚年的转变，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等重要事迹，都付诸阙如。周恩来同志提示后，编辑部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全面如实地介绍了杨度一生的是非功过。编辑部同志深情地说：周恩来同志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从一束业务档案里看到一封郭沫若的来信。这是一九六一年郭沫若读了“经学”条目初稿，对如何评价乾嘉学派谈了他的意见。信中写道：“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乾嘉学派的业绩是必须肯定的。‘多数脱离实际’，不能归罪于经学家，应归罪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这封信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从实际出发，历史地、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才能正确处理科学和政治的关系。
“法国作曲家，印象派音乐的创始者德彪西”这一条目，在编写过程中有过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一九六三年姚文元对德彪西写的书都没有读懂，便一手拿大棒，一手拿帽子，乱打乱扣。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是《辞海》编委兼音乐学科主编，当时就写文驳斥了姚文元“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批评”，并且坚持《辞海》要对中国的、外国的音乐家和作品，包括德彪西在内作如实的评价。但是，贺绿汀遭到了有组织的讨伐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还把他关押了七年。这位老音乐家从狱中释放出来后，有人问他要做什么工作，他说：“让我先看《辞海》的稿子吧。”那时，《辞海》正在“四人帮”的铁蹄践踏之下。当贺绿汀看到“德彪西”这条词目的修改稿时，立即指斥：“你们还是姚文元的调子！”坚决予以抵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象催发百花的春风，给《辞海》修订工作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去年年底，编委会恢复了。《辞海》主编夏征农在编委会上重申了这部辞典的编写原则：“《辞海》是工具书，不是批判文章，选词、释文都要有相当的稳定性。当然也有我们的观点，这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新出版的《辞海》收集单字及词目，包括语词、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的知识，共有十万六千多条，远远超过了旧《辞海》，它收罗宏富，资料精确，构成了这部大型辞书的一个重要特色。
新华社通讯员 汤高才
新华社记者陆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