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素音与中国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韩素音与中国
陈有为
中秋时节的一个早晨，首都刚刚开始她一天的沸腾生活。穿过王府井大街的人流，我登上北京饭店十楼，如约前去拜访国际知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房门虚掩着，主人却不在。正在收拾会客室的服务员说，她下楼去打电报了，让我先坐一会儿。
趁这等候的片刻，我环顾室内，注意到在那暂时充作书架的酒柜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十本中国书：《伟大的道路》、《李大钊传》、《天安门诗文集》、《上海的早晨》、《第二次握手》和《稼轩词编年笺注》……案头放着一本打开的《人民文学》月刊，表明它的主人正在阅读最近引起争论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看来，这位作家关心着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这些书刊已成为她的伴侣了。
几分钟后，韩女士进来了。“啊，对不起，我刚给巴黎发一份电报，回来迟了。”她客气地表示了歉意。
这位一九一七年出生的女作家，已经六十二岁了。虽然头上银丝斑斑，脸庞有点瘦削，可是精神矍铄，性格开朗，显得豪爽、热情而健谈，使人初次见面，就无陌生拘束之感。
从一九五六年以来，韩素音已访问中国二十多次，写过好几本介绍中国的著作。不过我国有不少人对这位蜚声世界的作家，还不很了解。这正是我来访的目的和要同她交谈的话题。
“我不是重要人物，关于我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介绍的。”她谦虚地说。
“那就请谈谈你同中国的关系和对中国的看法吧！”
“我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我知道旧中国的苦难，希望新中国强大。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虽然也发生了一些错事，但进步和成就是了不起的。我经常访问中国，想了解中国的一切，回去以后就写文章，做报告，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真相。谁要说中国的坏话，我就很生气，忍不住要跟他争一争。有的人原本抱着敌意来听报告，听过以后对中国的看法有了改变。也有人对我说，‘你又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这样爱替中国说话？’我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进步分子，可是我了解中国，爱中国，我要为她说话，为她宣传，我要维护她，我是半个中国人，这是我的责任。”
说话间，她不断地以手势加强语气，常常用英语来表达她要讲的意思，声音里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
我希望她谈谈这次来访的目的。她说：“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要亲自来看一看这种变化。或者说，要摸一摸正在跳动着的中国的脉搏。我会见许多朋友，访问各方面的人士，还要收集新的材料。现在我每天要读一个新的短篇小说，这些新人新作反映着中国社会思想的一些最新动向。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也就是你们讲的历史新时期。过去好比是打了地基，修好了机场，今天中国要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起飞了，将来的速度一定会比过去快得多。”
稍稍停顿一下，她又接着谈她的感想：“现在人民看到了事实，从事实中得出了结论，敢于思考，敢于说话了，报纸也在开展批评，为人民说话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大有希望的变化。我想，民主和批评是好事，这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不破除这个障碍，就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好比一棵大树，你得把大树撼动一下，让那些枯枝败叶摇落下来，才能使大树长得更加枝叶繁茂。现在世界上对中国的变化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不少误解。有些人习惯于用西方或苏联的标准来看待中国，那是完全错误的。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着信心，我相信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中国的前进。”
在西方和第三世界，韩素音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她对中国的深刻认识，来源于她的长时间观察和了解。她说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坚持看中国报纸。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她居住在马来亚的时候，就经常飞到香港去找《人民日报》来看。所以，她说，“我是你们报纸的一个长期的读者，虽然在‘四人帮’控制的时期，我只用几秒钟把报纸翻一翻就算了。”
从一九五六年第一次跨进新中国的大门时起，韩素音已经差不多走遍了整个中国。她看到了自己故乡四川的巨大变化。她访问过天山脚下的新疆牧民，登上过世界屋脊西藏的布达拉宫，接触过长江两岸和黄海之滨的中国姐妹。她同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的作家进行过交谈，也在许多幼儿园和学校里同中国的儿童和青年一起度过难忘的时刻。她会见过中国的许多重要领导人，研究过中国的理论、政策和形势，关注着中国的每一步进展与变化，感触到中国的心脏的每一息跳动，也随时了解到世界上对中国的各种看法。
从了解中国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恐怕西方的许多中国通都未必能及得上她。这也正是她对中国情况的介绍和见解之所以受到世界重视的原因。
韩素音出生在四川省一个中国封建官僚的家庭里。父亲早年留学比利时，归国以后成为铁路工程师。（顺便提一下，中国解放初期，他父亲在恢复大同煤矿的生产中有过贡献，曾被推选为劳动模范，一九五八年去世）她母亲是比利时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的妇女。虽然父亲有爱国心，愿意让她念中国学校，但她母亲却坚持要韩素音受西方教育，而且年未及笄就想让她跟西方人结婚。但韩素音从小就怀有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那时她们家住在北京东皇城根的东厂胡同。她在东单附近的“圣心”女子教会学校念书，但她并不沉醉于洋家庭的生活方式，而对中国的很多东西感到兴趣。
“我本来姓周，韩素音是后来写书时用的笔名。父亲原先给我取的名字叫周月宾，因为我是中秋节生的。‘月宾’的意思，就是把我当作从月亮送来我们家的一个客人。所以父亲每逢我生日那一天，都给我送月饼当礼物，我每长一岁，他就多送一个月饼。所以直到现在我一直爱吃中国月饼，还有糖葫芦、豆腐和辣子。我甚至从小就喜欢中国的书法，虽然我并不真正懂得书法。”
韩素音在年青的时候就对她的洋家庭有一副叛逆的性格。她违抗母命，不愿早婚，却跑到协和医院去当打字员，靠自己挣钱过日子。后来她进了燕京大学，和已故的龚澎同志是同学。因为学习勤奋，她又得到一笔奖学金去比利时学医。不到三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她在同学中宣传抗日，并且决定中途辍学，回国来献身于抗日战争。
“那时我周围有人说，‘你发疯了，你在比利时留学，前途多光明啊，为什么要抛掉黄金般的机会，回到中国去冒险吃苦’。可是，我觉得，自己不能在中国人受难的时候在比利时享受和平”。
于是，她从平静的欧洲回到了烽火连天的中国。在归国途中的船上，她认识了一个国民党少壮派军官唐保黄。他就是韩素音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到的，她的第一个丈夫。她们从武汉撤退，辗转长沙、桂林、贵阳，在一九三九年初到了重庆。在四川的两年多时间，韩素音曾在成都南门医院里当过助产士。
“那时我的工作，使我真正接触到了中国的社会。我为阔人的姨太太，也为穷人的妻子接生。有钱人生孩子是喜事，可穷人家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有一次，我被请到一个拉车的人家里。孩子生下来，连一片包裹布都没有。那个穷汉子不得不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给婴儿裹上。有些穷人家生下女儿，就忍痛地把自己的亲骨肉抛掉。我看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中国人的苦难，这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讲到这里，韩素音眼里透露出一道严峻的光芒，好象那些从记忆中浮起的悲惨的往事，又重现在眼前。
后来，那个姓唐的去伦敦当了国民党使馆的武官，韩素音也随着到了英国。但她不甘于过官太太的生活，进了一所著名的医学院去学习。那几年内，她们双方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的矛盾越来越大，最后韩素音决定同那个野心勃勃而又具有反共狂热的男人一刀两断，宁肯依靠每月仅仅三十英镑的助学金来维持学业和生活。一九四八年底，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韩素音已取得了学位，当了英国皇家自由妇女医院的实习医生。但她拒绝了几家医院的聘请，离开英国，来到香港。
“当时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中国也不可能对象我这样的人打开大门。为了观察与了解中国的情况，我情愿放弃在伦敦的优越条件，决定站到这个家门口来就近看看中国的变化。我拿的还是国民党的护照，台湾的人甚至表示愿意给我换一张外交护照。可是我拒绝了。但我又不能老是当一个无国籍的人。我得有工作，还要维持我和孩子（她的养女蓉梅）的生活。因为我曾在伦敦住过七年，所以我申请取得了英国的护照。这就是我现在的英国籍的来由。”
关于韩素音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思想和态度，现在人们了解的还不很多。但是我看到一个二十一年前的材料，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那是美国《星期六评论》上刊登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基兹·别切的一篇回忆报道。他说：
“我第一次见到韩素音是一九五一年一月在香港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一个很温文尔雅的欧亚混血种女人。那时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把联合国军一脚踢出去，她对这一事件的转变表示很高兴。”这就是说，当韩素音还没有跟新中国握手的时候，她的心却已经倾向于新中国，而且为新中国的威力和胜利，产生了一种东方人的自豪感了。
象世界上有些作家一样，韩素音也是从医生成为作家的。她在东南亚当过十三年的医生。时代的动荡，多变的生活，曲折的经历，勤奋的学习，不屈于环境与传统的压力，以及从小养成的对于生活的敏感和善于思考的习惯，使韩素音早年就具备了做一个作家的条件。她不断地把自己的见闻与感受记下来，积累了许多原始的素材。一九四二年，她进行了写作的尝试，出版了以中国抗日战争为背景，而写她个人经历的第一部小说《目的地重庆》。接着是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到现在已经出了十九部小说和著作。其中的一些作品，是在她行医时业余创作的。她的不少小说，被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上风行，使韩素音获得了很大的声誉。
韩素音的早期作品，都以爱情为主要内容，而且有些章节还有相当的浪漫色彩。可是，从一九五六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之后，韩素音写作的方向、题材和内容，就变得有政治性了。在她的著作目录上，增添了一本又一本描写中国的书：《妇女、家庭、新生活》、《拉萨·星星·花朵》、《亚洲的风雷》、《二○○一年的中国》、《早晨的洪流》、《风满楼》和《百花齐放—中国的画家》，等等。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八年间，韩素音又出版了她的自传三部曲：《枯木逢春》、《花开花落》与《无鸟的夏天》。
作为一个作家，韩素音既探索人们的心灵，也剖析自己的感情。她毫不讳避自己在人生旅途中的遭遇和隐藏在内心世界的感受。她把自己的一切，象一本书一样地一页一页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个三部曲里，作者展开了从一八八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中国历史巨变的广阔场景，描述她的家庭从曾祖、祖父、父亲一直到她本人前后四代人的经历。它们通过时代、国家、民族、社会、家庭与个人的交织，来反映和描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巨变。如果人们想从某些侧面来了解这一段动荡而多变的中国历史，韩素音的这个三部曲，将是一种令人感到兴趣的有价值的读物。
韩素音是一个对生活永远保持着兴趣，对周围世界不断进行敏锐的观察和勤于思考的作家。她年过六十，仍然精力充沛，从不间断写作。她住在瑞士环境幽静的小城洛桑，每天要进行十多个小时的创作劳动。这也许就是她的作品多产而又受人欢迎的原因。
当我问到她有什么新作的时候，她从书柜里拿出厚厚一本刚刚在巴黎出版的新书。那是她自传三部曲的续篇，名叫《我的家有两个门》，内容写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七八年间的个人经历和她同中国的关系。读者也可以从这部书里看到作者在同前印度工程师、现在的丈夫陆文星的结合过程。
“你今后的计划怎么样，能简单谈谈吗？”
“喔，我今年的计划已排到了明年。我要修改中美两国合拍的电影《奇异的蒙古马》的剧本。还要为《青年非洲》出版社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一些团体邀请我去做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我准备继续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我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很有兴趣。中国当前文学界的动向也很吸引着我。至于将来，我的最大和最后的一个希望，就是能在中国住一段较长的时期，用中文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小说。”
对于韩素音来说，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不停地创作。她的崇高的愿望，是把自己的时间与精力用来反映现代中国的面貌，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们期待着她的新作，祝愿她取得更大的成就。（附图片）
左图是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的作品《遣唐船》。在公元七到九世纪期间，日本曾向中国唐朝多次派遣友好船只，进行经济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