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孟超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我怀孟超
楼适夷
孟超写了一个昆剧《李慧娘》，预演时送我一张戏票。我因为听不懂，不大看歌剧，但地方戏，昆曲，有时也看看。那天戏场上熟朋友很多，李慧娘鬼魂上场，高歌曼舞，的确看得叫人入迷。严文井同志恰巧坐在我旁边，他一边看戏，一边轻轻对我说：“你看孟超，老树开花了。”他把这话对我说，我知道这是对我的好意的鼓励，可是我却惭愧得要命。我和孟超，以前都算是太阳社的人。他写诗，我写些乱七八糟的短篇。大革命之后，大家都是“破落户子弟”，有点“吊儿郎当”，气味相投。他说：“你叫建南，我就叫个建北，咱俩结个兄弟吧。”他出了一本小小的诗集，归入总名《轱辘小丛书》中，我爱读诗，虽然内容和书名均已忘记，但的确记得他送了我一本。我很欢喜，他向我提出，要我也编一本，我一口答应。可是轻诺寡信，我是常常打赖皮的，结果没有编成。后来我在上海呆不住，跑到日本去溜了一趟。两年之后，我回上海，“左联”早已结成，可是见不到孟超了。人家告诉我，他“改行”干“实际工作”，（那时我们弄笔杆子的不算实际工作）现在蹲在牢里。从此不知消息。一直到抗战以后，才知道他在桂林写杂文，搞戏剧。解放后，他果然是一个戏剧家了。隔行如隔山，我们往来不多，只有时在一家澡堂子里见面聊天。是他告诉我的：中午上澡堂，人最少，可以避免排队。也是他告诉我的：这澡堂从前是我们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的同志路上被特务盯上了，往这家澡堂一溜，进来换套衣服，打后门溜出去，把尾巴甩掉了。所以我们常在这儿见面。澡堂里的那些服务员都认识他，也知道传诵一时的《李慧娘》出了“毛病”。见我去了，老问我“老孟现在怎么样了？”大家很关心他。我当时也不大懂，为什么反贾似道就算“反党”，难道我们伟大正确光荣的党里还有个贾似道么？这棵开了花的老树，因此几乎被砍了当柴烧。孟超的背越来越驼了，美丽的李慧娘成了“恶鬼”。有人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马上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一时鬼气幢幢，到处见鬼，大家怕鬼怕得要命。我这个人很浅薄，深自庆幸，觉得自己“懒有懒福”，“老树”没“开花”，总算幸免了。那知不久也变了“牛鬼蛇神”，同孟超一起进了“牛棚”。“牛棚”中孟超是个名人，常有外边的“革命小将”闯进来问：“谁是孟超？”孟超只好站起来承认，于是两扇耳光，一顿拳头，还用鸡毛掸子抽他的驼背。孟超一声不作，低着头挨打，看得我心里寒凛凛的。
好了，我们大家都上了干校。“连”里那位专门管我们的同志，对孟超说：“孟超，你是中央专案，不归我管，我只管你的生活。”说着，就把手伸出来：“孟超，来包‘红牡丹’！”于是孟超每天得供奉一包红牡丹香烟。因此他可以呆在“干校”里，不下地，有时上菜地去赶赶鸡。特别给他一个任务，当“天气预报员”，因为他有一只收音机。一到时间，就万事抛开，听取天气预报的广播，然后在食堂门口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上明天天气如何如何。因为干农活嘛，气象预报是很重要的，他对这件事很负责。
在干校里“锻炼”的同志，每年可以回京探亲，但我们是“牛鬼蛇神”，不行。我们有时也偷偷地搞点酒喝。一次我喝了几杯，对孟超建议：“你不是有个理论权威的阔同乡，对你很好吗，那天看了预演，还特地向你祝贺，请你吃烤鸭子！你为什么不给他写封信申诉申诉，也许可以早点解放。”孟超不作声，撅着嘴摇了摇头，我也就不再说了。
干校里每天得到井里去吊水，孟超提了半桶水，把腿骨跌断了。治了好久，总算又能披着破棉袄，拄着青竹竿，默默地走来走去，站在菜地边，“呵嘘，呵嘘”地叫着，赶那些老乡们放出来的老母鸡，免得它们糟踏菜苗。后来他家里死了老伴，居然恩准回家一次，可见“红牡丹”是颇有特效的。
好了，干校终于解散了。我和孟超都回了家。孟超只有一个人，只好请了一位胡同里的老大娘给他做饭。我有时去看看他，他就是一个人在读《毛选》。他的书全抄光了，就算留下了这一本。有时他拄着拐杖上我家来借小说看，我问：“孟超，你的事有消息么？”他撅着嘴，摇了摇头，我也不好再问了。几天前刚从我那里借去一本果戈里的短篇集，突然听到孟超死了。没有说他犯了什么大病。胡同里那位给他做饭的老大娘，一清早敲他的门，敲不开，只好开了门进去，一看，孟超躺在床上，鼻子流血，死了。那会儿还是“四人帮”当权，几个朋友只好把他的遗体扛去火化了，他终于见不到“四人帮”倒台，戴着帽子去见马克思了。
现在《李慧娘》又上演了，刚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要为孟超同志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我想，这回，我得送一副挽联，想了半天，才想出了两句：
人而鬼也，鞭尸三百贾
似道；
死犹生乎，悲歌一曲李
慧娘。
1979，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