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真理 坚持原则——怀念侯维煜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坚持真理 坚持原则
——怀念侯维煜同志
刘澜涛 安子文 王从吾 杨献珍 聂真
每当一位老同志逝世，我们在深切悲痛的同时，总觉得应当把这位同志的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记下来，传下去。因为这些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形成的，是我们党的财富，也是这位同志留给党和后人的遗产。
侯维煜同志忠于党的事业，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特别是在他的后半生，同党内那个以“理论权威”自居的野心家、阴谋家斗争了将近二十年，屡遭诬陷与迫害，不屈不挠。回顾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战斗历程，对我们是很有教益的。
侯维煜同志是山西省交城县人，一九三一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一九三四年入党后，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和其后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做了出色的工作。一九四○年，他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到延安，参加了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和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率领中央党校土改工作团，在陕北葭县和山西崞县、代县进行土地改革，坚持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政策。
建国以后，一九五三年，侯维煜同志任马克思列宁学院（后改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副院长。在党校工作中，他和党委其他同志一起，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党校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把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经验同社会主义时期理论教育的特点结合起来，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教学方针。实践证明，这个教学方针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这一时期，党校的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气象。
然而，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却受到那个“理论权威”的阻挠和破坏。长期以来，围绕坚持还是反对这个教学方针，在高级党校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侯维煜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地反对那个“理论权威”强加于高级党校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和主张。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侯维煜同志在党校工作中始终贯彻了这一精神。为了使理论学习密切联系实际，防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他在教学上和组织上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他不赞成那种牵强附会、简单生硬地摘引革命导师的片言只语来说明某一具体事例的错误作法，认为这会妨碍我们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他的这个正确观点，曾被那个“理论权威”指责为“反对联系实际”。
侯维煜同志本着党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致力于理论教学队伍的建设。他到马列学院不久，就协助杨献珍同志建立起七个教研室。“八大”以后，为了使教学工作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他曾经规划扩大原有的教研室，并增设中国经济教研室，下设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经济地理三个教研组，准备以后逐步把这些教研组扩大为教研室。对于这个规划，那个“理论权威”横加指责。他不仅反对增设教研室，而且要把已有的七个教研室撤销，合并成一个不分专业的所谓“教研室”。侯维煜同志拒绝了这种荒唐的瞎指挥，但是，扩大教学队伍的规划，终于因那个“理论权威”的阻挠而未能实现，使后来党校教学力量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侯维煜同志认为，党校学员一定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刻苦钻研革命导师的原著，既要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要读马列的著作，把两者对立起来，排斥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但是，那个“理论权威”却在一九五七年提出：高级党校停止学习马列著作，只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侯维煜同志觉察到，在这个主张背后，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东西。他拒绝了这个别有用心的荒谬主张，坚持在教学中把学习马列著作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结合起来。那个“理论权威”对此大为不满，后来曾几次攻击侯维煜同志说：“我一九五七年就知道侯维煜是个坏人！”从那时起，他就蓄意要整侯维煜同志了。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开始，那种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论调，发展成为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它以林彪的“走捷径”谬论为代表，排斥马列著作，制造现代迷信。那个“理论权威”同林彪互相呼应，竞作“高举”姿态，哗众取宠。他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在表面上曾多次赞扬高级党校的教学方针“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真正贯彻了整风方法，贯彻了毛主席的思想”。可是在这时候，他却出尔反尔，攻击这个教学方针是“没有阶级性”，“反对整风经验”。他蛮横地指责说：“学习什么理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还是学习修正主义的理论？联系什么实际？是联系革命的实际，还是反革命的实际？提高什么认识？是提高革命的认识，还是反革命的认识？增强什么党性？是增强共产党的党性，还是增强国民党的党性？”他把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这个教学方针，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方针”，攻击坚持贯彻这一方针的杨献珍、侯维煜等同志犯了所谓“方向性错误”，发动人们开展了几个月的批判。他鼓吹“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是“最高最后标准”，“学习马列主义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这些奇谈怪论，曾同林彪的“走捷径”一起，在高级党校鼓噪一时，流毒全国。他还指责高级党校教学计划中的参考书目按照“马恩列斯毛”的历史顺序排列是“贬低毛主席”，迫使一些教研室的领导同志检查“错误”。
一九六二年初，为了澄清那个“理论权威”所造成的混乱，高级党校党委根据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决定对高级党校几年来的工作，特别是教学工作，进行一次群众性的全面总结。在当时的高级党校校长王从吾同志的主持下，侯维煜同志多次召开座谈会、汇报会，并同三十多位中层以上干部进行个别谈话，交换意见。在这基础上，他组织了七个专题小组，吸收一百多位同志参加，分别修订或草拟了一些条例、总结，肯定了党校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的成功经验，维护了党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教学方针，检查了一九五九年以来教学工作和党内生活中某些不正常的现象，否定了“最高峰”、“最高最后”、“为纲”、“走捷径”一类形而上学的、蛊惑人心的错误口号，拟订了改进今后各项工作的措施。那个“理论权威”顽固地拒绝党校广大党员的正确批评，伺机进行反扑。一九六二年下半年，他利用当时的政治形势，污蔑高级党校“思想混乱”，“有一股右倾翻案的歪风”，“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高级党校的反映”。在他的压力下，侯维煜同志等被迫放下已接近完成的总结工作，这些集中体现了党校十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的条例、总结，就这样被一手扼杀了。
经过这一系列的斗争，那个“理论权威”对侯维煜同志恨之入骨。还在一九六一年，党中央任命侯维煜同志兼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第一书记时，那个“理论权威”即问安子文同志：这项任命是谁提名的？谁批准的？并诋毁侯维煜同志不适宜担任这一职务，当时被安子文同志顶了回去。此后，那个“理论权威”心怀鬼胎，担心侯维煜同志会发现他历史上的问题。他把侯维煜同志视为眼中钉，必欲除掉而后安。文化大革命初，他多次在大会上无中生有地说：“那个时候侯维煜还要开除我的党籍！”这充分表露了这个做贼心虚的野心家、阴谋家对侯维煜同志又恨又怕的阴暗心理。
一九六四年，那个“理论权威”利用“合二而一”这个学术问题，组织对杨献珍同志的批判和围攻，同时也对侯维煜同志无理地进行批判，给他扣上了“反党宗派阴谋活动”的罪名。从马列学院到高级党校的十六年成绩被否定了，大批在党校工作的同志被诬陷为“坏人”，被列入“反党宗派集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那个“理论权威”的策划下，这些同志遭到进一步的迫害。侯维煜同志被隔离批斗，关押入狱，流放管制，受到长达十年半的残酷折磨。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侯维煜同志无愧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愧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绝不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妥协。他明知这样会触犯那个身居高位的“理论权威”，也明知此人阴险狡诈，心毒手狠，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置之度外，一而再、再而三地同那个“理论权威”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侯维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应用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色榜样，他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今天仍值得大力提倡和学习。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侯维煜同志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团结各方面的同志，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努力。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一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虽然长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却经常带病坚持工作。他很注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一项任务从开始到结束，都能作到心中有数，有条不紊。在情况没有充分掌握以前，他从不草率地提出计划或作出决定；一旦确定方案，便组织力量，坚决贯彻。因此，他的工作既雷厉风行，又周密细致，稳健踏实。侯维煜同志严守组织纪律，党性很强。凡是他职责权限以内的事，他全力承担，从不上推下卸。对于党的指示，他总是排除万难，坚决执行。他能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独立思考，在形势紧迫的特殊条件下，果敢地作出决定，扭转局势，出色完成任务。
进城以后，侯维煜同志一直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生活俭朴，克己奉公，事事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严格遵守国家制度，拒绝制度以外的任何特殊照顾。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对同志既严格要求，又爱护关心。对于有错误的同志，他主张“要多看他的优点”。“废铜烂铁还能回炉，何况党的干部！”即使是对多次反对过他而且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他也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计个人恩怨，主张团结他们一起工作，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侯维煜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将激励我们发愤图强，团结奋斗，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贡献。这就是对侯维煜同志的最好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