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到世界上来——读周恩来同志旅欧期间言论有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放眼到世界上来
——读周恩来同志旅欧期间言论有感
黄钢
“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翰，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九二○年初在天津抒写过的遥远航程；而现在，从北京起飞，只需要十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世界名城巴黎了。
恩来同志是一九二○年十一月动身赴法国的。一九二一年是他思想上发生飞跃发展的一年。恩来同志旅欧期间的革命经历说明：首先须有思想上的飞跃，才能促进“中华之崛起”。
“经济革命”“崛起”和开发实业振兴艺术的新时期到来了！
正是在恩来同志本身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定妥了我的目标”：确立了誓为共产主义真理而献身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恩来同志多次奔走于巴黎——柏林之间，筹建我国旅欧革命者的共产主义统一组织；一九二二年六月，他从柏林赶来巴黎西郊、参加了在布伦森林召开的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并向大会报告了他亲自起草的组织章程。后不久，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根据国内团中央指示，正式订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同年八月，经党中央决定，在巴黎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周恩来和赵世炎、陈延年同志都担任了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总支部就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这一家穷学生居住的小旅馆之内。
以“中华之崛起”为己任的周恩来同志，一九二二年八月在旅欧总支部出版的《少年》报刊上写道：“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这篇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文章，是“从经济状况上立论”开始的；它针对一度在我国某些人士中流行的国家主义派等各种反动社会思潮，尖锐地责问“他们后边所能凭借的民众与阶级究竟是什么？所开发的实业究竟是什么？所开发的实业究竟为了何人？”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表达了中国革命志士对于自己历史使命的透彻了解。恩来同志在此文中预言说：“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他着重强调，到那时“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条件便是经济革命。在革命未成功前，我们只是个破坏，无所谓建设。革命成功后，生产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无作用的科学家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艺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平均配合。”现在，周恩来同志五十多年前所刻苦探索和庄严预告的我们祖国的“崛起”和“经济革命”、开发实业、振兴艺术的新时期，终于到来了。人们再次为他那放眼于全世界的高瞻远瞩的革命胆略和科学预言所感召。
面临“新潮湍急”的世界全局——去“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吧！
周恩来同志一向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者，只有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上，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他早在一九一九年十月七日，通过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刊载的启事提出主张：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集中世界大事，作有系统的记载”，“选录翻译各种有关世界新潮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在求解放之中国。”
周恩来同志本人，就是实践这一正确的探索方法的先进的典范。从十九岁起就东渡日本，二十二岁就西航法国、到达了欧洲的恩来同志，不仅在现场调查中写作了大量的伦敦、巴黎和西欧通讯，此外，还在华盛顿会议进行期间，自己在巴黎动手翻译了英国历史学家与文学家威尔斯采访华府会议现场时从华盛顿发出的有关中国的长篇报道。他把威尔斯的专稿，转发到天津《益世报》去发表，还在这专稿前后冠以自己的述评。威尔斯这篇专稿中说：中国在最低限度上是一个拥有两三倍于美、英、法人口总和的国家，无论是她的悠久传统，无论她底“实质上的文明”，这些“足以保持其人民”的统一。威尔斯论到中国在最近一世纪中成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他认为“中国实处于政治柔弱情状之中”，假使中国自己实行“改造”，“则彼等（指当时各国列强）之罗网均须拆去”；于是威尔斯好心地设想：这一“解放与重生之中国，所显明的去取，当于列强之侵略中”突破出来。恩来同志在巴黎通讯中评述说：威尔斯文章这些“引人注意、动人听闻处，非英人普通见解均如是也。”这里，他首先就区别了反映了人民意见的个别学者的见识与具有侵略性实质的殖民主义路线和观点的不同。
其次，周恩来同志指出：威尔斯氏“虽为历史家、文学家，然其对于东方事务仍未能洞悉一切，而中国事尤非久居中国者不能得其真象，故所引论，未能认为尽当”。这里，恩来同志也提供了一个对于来自国外朋友友善的意见也加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范例。这篇刊载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八日《益世报》周恩来同志撰写的分析文章在结尾时强调：威尔斯说我国因有悠久的共同的文学与上古之传说、甚至其学识与礼节，“尤足以保持人民合而为一”，“其实此繁重的文学与陈腐之传说，以及虚伪之礼节，偏窄之学识，于昔日闭关自治时代，尚可以欺诱愚民、范围人心，若今日新潮湍急、旧者已失其凭依，设仍恃之以粉饰统一，则列强之侵略虽去，吾亦难逃于自亡，天演淘汰，此义至明，吾人固不能因英国学者之一言，而便以吾人旧有之学识、礼节、文学、传说为满足而自豪也。”我们的读者，在今天也都可以看见，当年还不到二十四岁的周恩来同志，即使是在朋友的赞扬面前，对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仍保持了冷静的一分为二的分析。
对于面临“新潮湍急”之中祖国的命运与前途（即使是在“列强之侵略虽去”的前景到来时），一方面，是力主“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反对盲目的自满自足；另一面是“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没有耕耘，哪来收获”，下决心“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这便是周恩来同志早年在旅欧期间所教给我们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在法国巴黎戈德弗鲁瓦街从事革命活动住过的地方。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