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真小！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天下真小！
董鼎山
中国有句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美国人谈到共同的友人时，也常常会说一句：“天下真小！”这话看来没有诗意，但它所表达的惊喜兴奋之情，却不是这四个字所能言传的。我昨天晚上在一个美国友人家参加家庭小宴会的经历，便是很好的佐证。我突然发现自己这个海外游子竟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在历史上、地理上联系的一个小小环节，把四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延安、上海、北京与纽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宋庆龄这些领导人与斯诺、斯诺夫人及其他美国友人都联在一起。同时，与初次相会的陌生人谈话，发现有远在万里外三十余年未见的文化界共同朋友，这种惊喜兴奋之情，实在难以形容。只能惊叹一句：天下真小！
美国出版界友人弗兰克·泰勒昨晚在家中设宴，主宾是《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对斯诺夫人，用不着我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泰勒也是中国的老朋友。他去年刚刚回中国访问，受到他的老友宋庆龄的接待。在四十年代，泰勒也到过延安，见到过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他在出版界工作，长期以来致力于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远在四十年代，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的第一个英译本，就是他出版的。
斯诺夫人现在以瑞士为家，她在纽约逗留，是因要与一家出版公司商谈一本有关斯诺的书的出版事宜。泰勒与斯诺是老友，故此次斯诺夫人来纽约，他在家中设便宴招待，请我当陪客。当我高兴地接受他的邀请，并且告诉他我的弟弟就是斯诺夫人的《我热爱中国》的译者时，他在电话里惊异地说：“天下真小！”
我知道斯诺夫人今年四、五月间在北京时曾很想与她的书的译者见面，后因故未果。因此我在赴宴时高高兴兴地带了一本《我热爱中国》，一进门就作了自我介绍，说我是这本书中译者的哥哥，请她在书上签名留念。从此我们就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她对她的已故丈夫很怀念，因此很爱听我所说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对延安的向往，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伟大人物的敬仰，对革命前途的憧憬。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浙东一个沿海城市上中学，由于书局不能公开出售《西行漫记》，我们是通过里面的熟人偷偷购买的，得了如获至宝，爱不释卷，有多少夜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畅谈不倦啊！
斯诺夫人还谈到了黄镇的《长征画集》（我不知中文书名是不是这样），谈到了《西行漫记》不能公开采用原来书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原因。话又回到了《我热爱中国》，我说我将此书读了两遍，一遍是原本，一遍是译本。每次读了都很感动。斯诺夫人感谢中国派遣医护队，到瑞士照看斯诺。泰勒这时插话说，其实八路军在战地的伤兵，也多亏斯诺所募集捐送的医药品。中国人对斯诺病后的照顾，真是报恩。而报恩乃是中国人的美德之一。
这时门铃响了，又来了一对客人。男的是《纽约时报》科学编辑瓦尔特·沙利文，女的是他的夫人玛丽·贝瑞特，四十年代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沙利文夫妇定九月初随一个美国科学作家团体访问中国。他们问到我去年秋天回国的情况。他们说要想在北京会一会他们过去的老友。我马上告诉他们，没有困难。因为我自己去年在北京的旅馆中曾招待过几个老朋友，有的是作家，有的是编辑，有的是教授。他们可以通过接待单位或旅行社找人。
他们说，困难的是，当时他们认识的朋友，对外都用英文名字，不知找起来容易不容易。我说我也有个英文名字，是在教会学校里取的。沙利文夫人就说，“我也用了个中文名字，叫贝玛丽。”
贝玛丽于一九四六年、四七年在上海美国新闻处任职，因不满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愤而辞职，到美国友人鲍威尔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任记者，与当时《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沙利文相识，后来结了婚。
贝玛丽说，她当时在上海也认识几个文化界人士。
我说：“我在上海时有一个姓冯的文化界老友，去秋在北京一家旅馆中见了面，他现在在编《读书》杂志。”
贝玛丽说：“我们也认识一对冯姓夫妇。男的名字是冯亦代，女的是安娜……”
话音未了，我惊喜地大叫：“你的冯姓朋友同我的冯姓朋友是一个人！”
“天下真小！”室内五个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这一齐声的叫喊，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个小小象征。我想不到在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家公寓客厅中，竟能与四个热爱中国的美国友人畅谈过去，真是件极为兴奋高兴的事。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历史、地理、时间、空间的小小纽带，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把远隔重洋的中美人民的友谊联系在一起。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这些美国老友对中国的深情，并不曾因历史上时势暂时的逆转而有所减褪。犹如沙利文和贝玛丽说的，他们热切盼望等待九月访华的心情同我去秋“游子重归”的心情没有两样。他们也有一种好象“回家”的感觉。
贝玛丽兴奋得当场在膝盖上写了一个简短的书简，叫我速寄她的老友。斯诺夫人也再三叮嘱，叫我向我弟弟问好，希望以后有机会与他相会。她对我弟弟为她译书表示感谢。我说我们要感谢的应该是斯诺，因为他身为外国人，却为中国人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们要让中国读者了解斯诺的伟大友情和贡献，我弟弟之能译她的书，实在是一件光荣的事，是他应该做的，也是泰勒说的报恩吧。斯诺夫人听罢，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双眼湿润，说不出话来。
这时泰勒取出一本画册，叫我解释书上中文题签的意思。这是一本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图片集，北京摄影家吴鹏所编，赠给斯诺夫人的，中文题签是：
“致最受尊敬的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及孩子们，特此表示我对斯诺先生的尊敬和怀念。斯诺先生是我的精神导师。摄影者与编辑者吴鹏敬赠。一九七九年三月。”
我把它译成英文，写在纸上，夹在书中，交还给斯诺夫人。我们吃了饭后，又继续畅谈。沙利文问我上海的情况，我向他介绍了上海的一些有名的地方，比如过去的跑马厅已改成了人民公园。我们去秋在国际饭店下榻，每日清晨从窗口望下去，可以见到男女老幼都在公园做体操，打太极拳。沙利文说，他原来在上海时与其他外国记者住百老汇大厦
（今日之上海大厦），也可看到有人在外滩公园打太极拳。我说现在是更加流行了。他们夫妇在上海住过虹口和前法租界，当然很想回去看看。沙利文又谈到他曾到西北兰州采访新闻，曾与当时的回族人士相会，他们送他两块毛毯作为礼物。说到这里，正在大家出神地听他怀旧的时候，泰勒突然起身，到卧室中取了一块棕黄色的毛毯出来，递给斯诺夫人。
“这是毛泽东送给我的。”泰勒说。
大家惊异得说不出话来。他又说，朱德也送给他一块，多年来已找不着了。但他仍保存毛泽东的这件礼物。
虽然夏季炎热，斯诺夫人这时把这块毛毯紧紧地抱在怀里，久久不放。
我坐在一旁，伸手抚摸那块延安时代毛主席亲手送给美国友人的毛毯，心中起了不少感慨。想不到现在远在重洋之外，竟能亲手接触四十年前所崇敬的人的遗物，四十年前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仿佛双足分跨在中美两国的土地上，一手牵着中国过去的历史，一手携着美国当代的朋友，把各方的心意联在一起。
天下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