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早和寒春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阳早和寒春
项南
阳早和寒春，青年时代离开美国，在中国已经度过三十多个年头了。
一提起这对美国夫妇，有人总爱打听：
为什么阳早呆在中国三十多年不回美国？
为什么寒春不搞高能加速器这种尖端技术，要到中国来养牛？
为什么他们要放弃美国那种舒适的生活，情愿到条件那么艰苦的中国农村，而且一直呆上几十年？
我也曾拿这些问题问他们最小的女儿——在北京大学攻读生物化学的阳笈平。
她反问得很好：
“中国许多老革命，为什么要从白区冒险到延安？”
但是，最好还是看看他们三十多年来的实践。
风华正茂的阳早，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业，他为斯诺描绘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所吸引，一九四六年，他下了决心，背起行囊，来到了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开始在光华农场牧牛。
另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寒春，她是美国当时为数不多的核物理女研究人员。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把她醉心科学的理想震碎了。于是她毅然放弃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的博士学位，于一九四八年离开美国，先后经过上海、北平，几经周折，才到了陕北。
这两位青年，真可说是志同道合。先是牧牛，然后在瓦窑堡农具厂，同中国工人一道，制作非常简单的耕作机具、风车和提水机械。当然，他们那时还想不到，这一工作实际上已为解放后将进行的农业机械化作了准备。他们是中国农业机械化队伍中的两个先行者、战士和革新家。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解放。贫穷，落后，战争的硝烟弥漫着大半个中国。不过，人们已经能够从炮声中隐隐听到婴儿诞生的哭声，长夜漫漫的中国，即将破晓了。
正因为这样，阳早和寒春才决心从一个世界走进另一个世界。
他们站在荒漠的西北高原，遥望到处是红旗招展的大地，眼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正在一天天成长起来，革命的激情，常常使这对年轻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可爱的中国啊！再没有理由离开您了。
他们在中国最艰苦的陕北定边县定居下来，在一个叫做三边牧场的地方养牛和牧羊。
一九五五年，又到渭河南岸的草滩农场，在那里养奶牛，改革农机具。他们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度过了整整二十个春秋。他们扎根西北，在那里结婚、生儿育女，结识了一批又一批朴实的中国工人和农民。除了眼睛、鼻子这些无法改变的欧美人的特征之外，从衣着举止到思想感情，已经很难说他们是外国人了。
一九六六年，他们二人被请到北京参加一段文字工作之后，又主动要求搬到郊区公社居住。他们长期切身的体会是：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是中国革命最艰巨最尖锐的问题。他们热切希望有那么一大批青年在农村中增长搞现代化大农业的才干，彻底改变农村的面貌，但有些人却千方百计把子女从农村搞回城市，这使他们非常失望。怎么办？别人进城，他们下乡。他们对农民和泥土，好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爱好。三十多年来，他们的双脚几乎没有一天不沾满中国的泥土和牛粪。他们乐以不疲的事业，是养奶牛，想从培植与收割牧草和青饲玉米，到挤奶、运输、冷冻，整个生产过程都能实现机械化。
他们用这来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和爱，也用这一实践来证明畜牧业应当在中国农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业的现代化，应当是中国四化的首要任务。
出于对中国和事业的热爱，他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这一对美国夫妇是很实在、很讲究效率的。他们永远不满足公社现有的成绩。对于公社里一些人不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搞瞎指挥；对一些人大手大脚地花钱，华而不实，追求形式主义；对于某些干部不参加劳动，不接近群众，他们不愿掩饰自己的不满，有时甚至非常气愤。他们对我说，搞经济工作却不讲经济效果，简直是胡闹。
革命终究是革命，她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别说一个小小的公社，就是整个中国，也犹如一个大海洋。她有时风平浪静，碧空如洗；有时又波涛汹涌，恶浪滔天。他们亲身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之久的中国革命，几乎占了他们夫妇俩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整整一代人的重要历史时期。他们同中国人民度过胜利和欢乐的时刻，也同中国人民一起经受挫折和忧伤。每当中国人民获得新的成就时，常常使他们欢欣雀跃，高兴不已。但当中国发生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甚至出现骇人听闻的浩劫时，也使他们难过，难过得长夜难眠。革命确实太艰难、太曲折了。不过，有一点是不变的，这就是他们对中国的热爱和对革命必定要胜利的不可动摇的信心。
最近三年中国的变化，使这对年过半百近乎沉默的人，突然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他们深深感到，中国要起飞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大有希望。他们仆仆风尘于中美两国之间从事一种更大规模的事业，把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同科学技术的交流结合起来。不久前，他们领着一个别开生面的奶牛机械化代表团，飞越太平洋，住在美国农民家里，穿着工作服，同美国农民边劳动，边促膝谈心，常常谈到深夜。
但他们也反对另一种倾向。有些人从资本主义国家考察归来，往往把国外的情况描绘得好似天堂。只是强调这些国家生产如何发达，生活如何舒适。阳早批评这种看法太片面。他认为，“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化”。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应当的，但不应当忽视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的弊病。阳早说，政府怕倒台，资本家怕破产，工人怕失业，这“三怕”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吗？这两个普普通通的战士和劳动者，对两个世界的划分是很清楚的！
什么叫高尚，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做国际主义，而人的一生又应当怎样度过？阳早和寒春三十多年在中国大地上走过的路，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思考，他们这种不平凡的经历，是会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年在新长征中得到一些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