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本报特约评论员
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为什么要不断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怎样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高涨？看起来，这都是一些不言而喻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我们不少同志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包括某些专家和领导同志在内。有的人甚至如堕烟海，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因此，弄清这个问题，对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不能为生产而生产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批评了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的观点。重温一下斯大林对雅罗申柯的批评，对于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大有益处的。
斯大林曾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了阐发，并下了定义：“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雅罗申柯不同意斯大林的定义。他说：“在这个定义中主要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这里表明，生产是达到满足需要这个主要目的的手段。这个定义使人有根据认为，你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是从生产占首要地位出发，而是从消费占首要地位出发的。”雅罗申柯提出：“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点和要求，在我看来，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生产不断增长和日益完善。”
斯大林认为，雅罗申柯的意见及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是完全错误的。斯大林说，雅罗申柯“完全没有了解问题的本质”，这里所谈的问题根本不是消费或生产谁占首要地位的问题，而是社会给社会生产定出什么目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服从于什么任务。斯大林指出：“雅罗申柯同志忘记了，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他忘记了，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斯大林问：究竟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呢？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作了具体的说明。他写道：“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斯大林还认为，雅罗申柯所表述的公式，连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在他的公式里，“生产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却被取消了。结果弄成生产增长是为了生产增长，生产是目的本身，而人及其需要就从雅罗申柯同志的视野里消失了。”
斯大林的批评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分析是对的吗？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生产总有一定的目的，都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社会生产的目的是客观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就是说，谁占有生产资料，生产也就为谁的利益服务。因此，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也就不可能有相同的生产目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生产的目的只能是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劳动者的消费，只有在能够给资本家保证劳动力和提供剩余价值的限度内，才被看成是需要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生产的目的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再也不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者的需要，从而也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舍此不可能有第二个目的。列宁曾经强调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5页）
为生产而生产的种种表现
斯大林对雅罗申柯的批评已经发表二十多年。对于斯大林的这一正确思想，我们领会得怎样呢？今天，在我们国家里，象雅罗申柯那样公开主张为生产而生产的人，是不多了。可是从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来看，不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却是相当严重的。这种倾向表现在许多方面，下面列举几种：
（一）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不是从人民的消费需要出发，而是从若干种主要产品的增产指标出发。这些产品，最重要的大约有三、四十种，其中既包括重工业产品，也包括轻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由于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把“以钢为纲”作为发展工业生产的指导思想，事实上是以钢铁为中心，从重工业出发，来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的。这样，安排计划的程序不是按照农轻重而是按照重轻农的次序，从而在计划的出发点上就忽视了人民的消费需要。
（二）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重视积累，轻视消费。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处理得比较适当，积累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二，消费占百分之七十五点八，这种比例关系促进了生产较快的发展，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较大的提高。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率就大大提高了，达到百分之三十点八，而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甚至高达百分之四十左右。一九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积累率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三，其中一九七八年达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在我们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这样的积累规模显然是过高的，它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
（三）在积累基金的分配上，重视生产性积累，轻视非生产性积累。就是说，用于生产性建设过多，用于非生产性建设过少，即“骨头”多，“肉”少。“一五”时期，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七，非生产性建设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三，其中住宅建设占百分之九点一。在当时来说，这个比例是适当的，既保证了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的顺利进行，又较好地安排了住宅、公用设施等非生产性建设。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八年，生产性建设比重大大提高了，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非生产性建设比重相应地降低了。由于生产性建设规模过大，造成了“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使非生产性建设欠账很多，特别是公共交通十分拥挤，职工住宅极度紧张，给职工生活带来许多困难。
（四）在生产性积累的分配上，重视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多年来，重工业投资过多，农业、轻工业投资过少。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八年，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投资占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农业只占百分之十多一点，轻工业更少，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从工业内部投资分配来看，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一五”时期为一比八，“二五”时期为一比十点八，三年调整时期为一比十二点八，“三五”时期为一比十四点一，“四五”时期为一比十点二，“五五”时期前三年为一比八点三。最近三年轻工业的投资比重虽有增长，但总的说来，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还是十分明显的。而在重工业内部，冶金工业的投资最多。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八年，国家对冶金工业一个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即为整个轻工业的投资一倍多。建国初期，针对我国基础工业薄弱的状况，加重重工业特别是冶金工业的投资比重，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重应当适当提高，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应当相应减少。实际上没有这样做，这是我国国民经济畸形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在重工业内部结构的安排上，重视重工业自身的需要，轻视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这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自我服务的比重过大。以钢材、电力为例，一九七八年我国钢材生产消费量中，用于机械制造的占百分之二十九，用于农业和农机维修的仅占百分之十五点五，用于轻工市场的仅占百分之十一点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用电所占比重分别为百分之十一点五、百分之十二点八、百分之五十三点七。重工业为轻工业提供的机器也比较少，一九七二年占全部机器的百分之六点一；一九七六年又大大下降了，仅占全部机器的百分之二点一。从重工业为轻工业提供的原料来看，二十多年来虽有很大增加，在轻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由解放初期的百分之十五左右提高到现在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但还不能满足轻工业发展的需要。许多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产品，供应紧张，经常脱销。由于工业原料不足，不少轻工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
（六）不顾市场需要，盲目生产。许多企业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用户和消费者负责。为了完成产量、产值指标或片面追求利润，往往置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花色等等于不顾。有些企业为了片面追求产值、利润，挤掉了产值低、利润小而人民生活需要的商品。上级压产值、企业抓产值的结果，使市场的短线产品长期拉不长，长线产品也长期缩不短。有些企业生产的产品，由于质量差，品种规格少，货不对路，造成大量积压和浪费（当然积压和浪费还有别的原因）。目前全国钢材积压很多，另一方面，又到处出现钢材紧张。一般机床也是一面大量积压，一面继续生产。可是，这些积压的产品，其产值却作为总产值的一部分上报了，实际上这些东西既不是现实的使用价值，也不是现实的价值，而只具有“统计价值”。
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倾向，是我们经济工作中许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我国经济结构很不合理，畸形发展，与人民生活需要脱节，就是为生产而生产所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目前，农业技术基础薄弱，轻纺工业上不去，基本建设战线缩减不下来，消费品供不应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大大超过商品可供量，等等，都与忽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几条经验教训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需要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需要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生产而生产。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倾向？情况很复杂，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外，从认识上说，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总结：
首先，是没有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重生产，轻消费。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先生产，后生活”。如果把它理解为生产决定消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无疑是对的。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克服困难，这个口号也是必要的。可是，这个口号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机械地割裂开了，容易产生种种误解。按照这个口号，似乎有一段时间可以只抓生产，不抓生活，或者误解是“先”为重，“后”为轻，即“重生产，轻生活”。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存在只重视积累、不重视消费，只重视“骨头”、不重视“肉”的做法，与套用这个口号是有关系的。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但这不是说不要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了。必须生产、生活一齐抓，不然又怎么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
没有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作了片面的理解。生产和消费是对立统一。有些同志把消费看成纯粹消极的东西，因此错误地认为生产尽可能多一点，消费尽可能少一点，国家就会很快富裕起来。他们没有看到，消费同时也是生产，即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者的消费，即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者的消费“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97页）只有关心并安排好劳动者的消费，他们才会积极地搞好生产；不安排好劳动者的消费，生产是搞不上去的。这一点，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尤为重要。因为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更好地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不仅是社会主义再生产所要求的，而且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有些同志也没有看到消费对生产的积极作用。生产固然起支配作用，它决定消费。但另一方面，消费才使生产得以最后的完成，从而才能使新的生产过程得以重新开始；消费还为生产提供市场，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是生产发展的强有力的促进者。因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消费对生产的这种积极作用，用提高消费的办法促进生产，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一个良性循环。
第二，是把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作了片面化的理解，错误地认为生产资料生产可以脱离消费资料生产而独立发展。
有些同志认为，要发展农业、轻工业，就要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来装备农业和轻工业，要解决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发展机器制造业，而造机器需要钢铁，又要突出发展钢铁工业。所以，他们只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实际上，这就是重轻农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结果造成生产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这条腿过长。这就关系到如何理解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在技术进步引起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生产要优先增长，即比消费资料生产发展得快些。这个规律，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我们必须坚持，不能动摇。但是，对这个规律不能作片面化的理解。一是，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不能离开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去孤立地进行。就是说，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消费资料部门能够相应地提供追加的消费品，保持两大部类的协调发展。如果把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以致违背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损害了农业和轻工业，就会造成比例失调。二是，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一样，不是孤立发生作用的。在实践中运用这个规律，必须充分考虑其他规律，首先是基本经济规律。根据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在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上，消费资料生产的比重应该相对地更大些，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三是，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并不排除个别时期优先发展消费资料生产。如消费资料生产严重落后于生产资料生产时，必须使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超过生产资料生产，以便尽快地改变消费资料生产的落后状况。在当前的调整时期，就应当把发展农业、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这样做，从眼前看，是要放慢一些重工业的速度，但从长远看，还是划得来的。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从长远观点来看，这样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所以，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理论，并结合我国情况正确地运用这个理论。
片面地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错误地认为生产资料生产可以脱离消费资料生产而独立发展，必然会割断两大部类之间的内在联系，模糊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多年来，我们的重工业服务方向不明确，有很大的盲目性。重工业自我服务过多，为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服务不够，与这种片面理解是有关系的。列宁早就说过：“生产资料的制造不是为了生产资料本身，而是由于制造消费品的工业部门对生产资料的需要日益增加”。（《列宁全集》第4卷第143页）因此，重工业一定要面向农业、轻工业，这个观点必须牢固地树立起来。应当逐步改变我们的重工业内部结构。在重工业的建设方面，要增加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这部分投资；在重工业的生产方面，要增加生产农业、轻工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增加生产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重工业本身也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生产为群众服务的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特别是军工企业，一定要走军用民用结合，“轻”、“重”结合的道路，不然，跟满足社会需要长期脱节，“任务吃不饱，花钱向上要”，这样的生产势必象斯大林所说，“是会衰退和灭亡的”。
总之，我们在处理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关系时，一定要以农轻重为序，每一个经济部门都要按这个次序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建设。特别是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时，一定要以农轻重为序，从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出发。但这决不是说，投资的分配农业要占第一位，轻工业也要高于重工业。如果那样，也会犯错误。
第三，盲目追求高指标。
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大家都想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经济的发展速度是受客观经济条件制约的。有些人认为有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能够按照主观愿望去安排，因而不去考虑实际可能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了追求发展速度，就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规划生产建设特别是重工业生产建设的高指标。这种高指标，又以钢铁为中心，以大上基本建设、扩大新的生产能力为着眼点。结果是忽视了非生产性建设，挤了农业和轻工市场，挤了群众的消费，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此外，在高指标思想的影响下，主管部门往往首先确定生产的增长幅度和总的产值指标，然后再来考虑生产什么品种、规格、花色的产品，以实现增长幅度和产量产值指标。在企业中，当产量产值的增长和使用价值发生矛盾时，为了完成产量产值指标，就不惜牺牲使用价值来适应产量产值增长的要求。这就造成了质量低劣、货不对路、产品大量积压等现象，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高指标虽然出于良好的愿望，想把国民经济早点搞上去，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
盲目地追求高指标是经济领域中“左”比右好的表现。长期以来，我们只反右倾，不反“左”倾；只反保守，不反冒进；只要上马，不要下马；只从政治上强调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不从经济上分析高速度发展的现实可能。这些，就是在较长时期内出现高指标的重要思想根源。
毫无疑问，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尽可能地争取高速度。我们要的是扎扎实实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稳定的持续的高速度，全面实现多快好省的高速度。实践证明：只有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我们的有利条件和长处，我国国民经济才能够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从而才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多年来，我们没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首先是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这是我们经济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教训。这条付出了很大代价的经验教训是很宝贵的。当前，我们正在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大家都在思考我们经济工作当中的问题。我们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