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积累的几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关于积累的几个问题
李定中
长期以来，在积累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积累率过高，积累基金的分配使用很不合理，积累的投资效果越来越低。这些问题已成为当前调整国民经济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迫切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解决。
（一）
多年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积累越多，积累率越高，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就越快。其实，欲速则不达。积累的数量和增长速度以及积累率的高度，不是可以随意规定，是受到一定的客观条件制约的。它既受国民收入的数量及其增长速度的制约，又受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客观要求的制约。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按人平均的国民收入很少，这就决定了积累量不应过大，积累率不宜过高。从近二十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的积累率是过高的，特别是近十年来，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显著降低了，但积累率却大大高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水平。这是很不正常的。
积累率长期过高，势必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挫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当积累率提高过快，消费基金增长速度慢于人口增长速度时，必然会使人民生活水平不仅不能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积累率过高，往往又挤原有企业的简单再生产。在既定的客观条件下，可供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财力、物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积累率过高，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使为保证社会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财力、物力，挪用于扩大再生产。例如，本来是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那部分折旧基金，甚至企业流动资金，往往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用于基本建设上去了。这是得不偿失的。只有首先安排好简单再生产的条件，然后根据余力的大小，再去安排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才能使国民经济比较正常比较顺利地发展。不幸的是，我们长期以来不同程度地违背了这个原则。
积累率过高，长期不予改正，会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越来越畸形发展。从社会再生产的长过程看，长期坚持过高的积累率，势必助长不按农、轻、重为序而按重、轻、农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其结果，就会出现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代价而孤立地发展重工业，出现某种为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的错误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重工业增长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但人民生活却很少改善。
积累率过高，又与各部门、各地区互争投资的现象分不开。不从全国一盘棋出发，大家互争投资的结果，必然互相挤、拖，进一步拉长基本建设战线，影响在建项目的正常施工，既降低基建工程的质量，又拖长基建工程完工的日期，使“胡子”工程越来越多，大家都被拖住了后腿。这样互争投资的结果，一方面，使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又会迫使本来计划规定已经偏高了的积累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进一步提高。
由此可见，积累率过高的危害是很严重的。要调整国民经济，首先就要下决心把长期过高的积累率压下来。为此，要相应地大大削减基本建设投资。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只有坚决压低积累率，我们才有可能脚踏实地地、健康地发展国民经济。
（二）
我国不仅积累率过高，而且积累基金的分配使用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首先，积累基金过多地分配使用于生产性积累，过分挤压非生产性积累。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近二十年来，非生产性积累在积累基金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了。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甚至形成了一种错觉：似乎积累本来就只是生产性积累，忘了或不理解积累基金中必须有一个适当的比例用于非生产领域。我们多年来注意了“骨头”，忽视了“肉”，致使“骨头”与“肉”的比例关系日益失调。我们建设了不少厂矿，但严重忽视了民用住宅、学校、医院、商业、服务行业、文化娱乐和一般城市建设。在这方面已经欠下了不少的债，产生了很坏的后果。要逐步偿还这笔债，就要在降低积累率的同时，着手调整积累基金的分配使用，对各种非生产性积累首先要作出比较恰当的安排，提高它的比重。
其次，就生产性积累来说，又是“重重、轻农、轻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我国在积累率过高的同时，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过高，轻工业、农业投资的比重过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轻重工业投资的比例约为一比八，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说过这种比例不够恰当，应该适当提高轻工业投资的比重。二十多年过去了，轻工业投资的比重不仅没有适当提高，反而越压越低，轻重工业投资的比例长期以来都在一比十以上，有时甚至是一比十五以上。与此相适应，在重工业投资中，武装重工业本身的部分又占异常高的比重，武装农业、轻工业的比重却很低。所有这些，都是十分不正常的。我们应当有计划地降低重工业投资的比重，并在重工业投资中，首先着眼于满足农业、轻工业发展的需要。现在，到了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轻工业具有投资较少，建设期较短，盈利较高，资金回收较快的优点。因此，轻工业投资比重过低，从长远看，势必严重地影响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必然影响积累基金的正常的合理的增长能力。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九，但从第二个五年计划以来，总的说这一增长速度越来越低，特别是进入七十年代以来，一方面积累率显著提高了，另一方面国民收入每年增长的速度却进一步显著下降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虽多，但轻工业投资比重越来越低，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此，在降低过高的积累率的同时，还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积累基金的分配使用。
（三）
我国积累投资的经济效果，从各种指标来看，也在显著下降。它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二十多年来，我国累计的投资额还是相当可观的，但由于基本建设战线太长，不少工程仓促上马后发现各种问题而进退两难，以及其它一些原因，现已形成生产能力的相对说来却很少。同样一个工程，建成投产所用的时间，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拖长了一倍左右，实际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显著增加了，而不少工程的质量反而下降了。
在同样条件下，投资的经济效果越高，同量的投资就能使生产增长得越多越快；反之，结果也相反。投资的经济效果下降了，不能不降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
我国投资的经济效果日趋下降不是偶然的，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除了积累率过高引起基建规模过大，从而人为地拖长基建时间、增大工程投资额和影响工程质量以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在发展生产的指导思想上，重视新建，忽视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这既促使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又直接降低投资的经济效果。大量事实证明，增加同样的生产能力，利用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比建新厂可以节约大约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投资。当然，必要的新建项目还是应该搞的，但是要看到我们毕竟已经有了三十五万个企业，增产的潜力很大，今后生产性积累基金的使用，应该尽可能多地着眼于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为此，在国家计划安排上就要把着眼点真正转过来。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相应地解决，即企业折旧基金的使用应该首先保证用于现有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而不能擅自挪用于建新工程。据估算，现在每年企业折旧基金已达一百五、六十亿元，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却不正常地挪用于搞新项目的基本建设。
其次，在基本建设上，不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造成了惊人的浪费。不少基建项目，对地质条件、能源、原材料来源、运输条件、销售市场等等因素未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就仓促上马，结果，或者在兴建中发现严重问题，不得不被迫下马而劳民伤财；或者被迫一再追加投资，成为基建中少慢差费的典型；或者建成以后由于能源、原料、运输、产品销路等方面有问题，人为地激化了新厂与老厂的矛盾。现在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大家共同努力彻底消灭这类蠢事的时候了！
最后，在技术政策上存在着问题，也是投资的经济效果下降的一个因素。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技术政策上实行土洋结合、大中小并举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但在实践中，长期以来我们却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一方面，不加分析地贪大求洋的倾向时有表现，另一方面，特别是在冶金、化工、机械工业等方面，盲目搞小土群的流毒还未肃清。不少小高炉长期亏损，不仅产品质次，而且浪费了大量能源。不少小化肥厂本地无建厂条件，要靠千里迢迢把煤运来生产质次价高而又赔钱的低级化肥。我国普通机床生产已经相对过剩，却往往又有新的小厂投入生产。这类现象实际上是对大中小并举方针的歪曲。除了对这类现有企业要认真整顿，并下决心关、停、并、转一批以外，今后在进行新的投资时，要对历史的教训引以为戒，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我国积累中存在的问题，说到底，是与我们的指导思想背离了这一目的分不开的。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有个明确的统一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