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人快语 肝胆照人——深切怀念吴晗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快人快语 肝胆照人
——深切怀念吴晗同志
胡愈之 李文宜
吴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他蒙受不白之冤，则有十五年之久。他是受林彪、“四人帮”和那个自命为理论权威的“顾问”残酷迫害致死、家破人亡的，并且株连了成千上万无辜、正直的知识分子，造成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文字狱、大冤案。吴晗同志蒙受的不白之冤必须昭雪，这是多年来人们心头的愿望。这一愿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终于实现了。
吴晗同志是一九四三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
一九四三年春，党中央南方局指派几位党员同志先后来到昆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做好争取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吴晗同志当时正在西南联大任教，他积极参加了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每两周秘密召集一次的集会。集会有时在唐家花园唐公墓旁的林荫下，有时转移到滇池的船上，每次都有一个议论中心，发言踊跃，争论激烈，到会的人都感到十分亲切、舒畅和受益。闻一多先生的《兽·人·鬼》，吴晗同志的《论贪污》、《贪污史的一章》和《说士》，都是他们在座谈会上所作发言的一部分内容。同时，大家利用集会的机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分析研究国际形势，传阅毛主席著作和《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使思想认识得到不断提高。在这一基础上，吴晗同志于一九四三年秋经周新民、潘光旦同志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从这以后，吴晗同志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他坚定地从象牙之塔的书斋里走了出来，投入了党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和以后的反蒋爱国运动。他经常对人说促进他转变和进步，主要靠两个老师，一个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他、帮助他，使他懂得许多道理，分清了是非，认清了形势，增强了革命斗争的信念；另一个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从反面教育了他。爱憎分明、斗争坚决的吴晗同志，在昆明民主运动中获有“炮手”的光荣称号。
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吴晗同志和民盟的同志们一道，积极推动云南省民盟工作的开展，把一些在文化教育界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吸收到民盟中来。他先后介绍闻一多、闻家驷、夏康农等同志加入民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民盟云南省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创刊，吴晗、闻一多都参加了编委工作，吴晗同志被推举为主编。《民主周刊》是当时在昆明进步青年学生中有相当影响的刊物之一，对于争取抗日民主，反对卖国独裁起了积极作用，其中是含有吴晗同志的心血的。
一九四五年初，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昆明成立“民主青年同盟”，以便更好地把青年组织起来，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为了转移反动派的视线，“民青”的工作最初由民盟出面联系。吴晗同志在民盟内部分工负责青年工作，他直接参加了“民青”的筹备成立以及以后的许多工作。他和闻一多一起，成了昆明进步青年的中心。党为了扩大宣传工作，急需自己有一个印刷厂。吴晗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积极想办法，多方联系，终于帮助“民青”建立了秘密印刷厂，翻印出版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各种宣传材料，在黑暗的大后方传播革命火种。
从一九四三年起，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吴晗同志的思想作风和文风也发生了变化。吴晗同志早年在清华读书和任教时，受胡适、傅斯年的影响较深。他曾是胡适的得意门生。他的第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就是在胡适的指导下写出来的。在清华念书时，他房里挂的是胡适送给他的对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清华毕业时，胡适曾著文要青年学习吴晗“埋头学习，不问政治”的精神。可是，这个时候的吴晗和过去判若两人，时代的激流把他冲到斗争的前线，他已很少写学术文章，而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当时昆明的青年学生运动。他那锋利的笔，写了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杂文和评论，公开揭露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教育了人民，也锻炼了自己。记得日本刚投降，许多人为这突如其来的胜利奔走相告，激动万分，吴晗也是其中之一。很快，他觉察出这“逼人而来的胜利，送上门来的胜利，冲破了一些人的头脑。……所有一切对国民党政府有利的事都做了，只有一件事没有做——对人民有利的事。”他呼吁：“第一，惩办汉奸。第二，立刻颁布大赦令，赦免一切政治犯，包括战争以前和战争期中一切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民族子弟。”
事实正是这样，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策动的内战阴云笼罩全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学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争民主示威游行，国民党反动派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面对这血淋淋的现实，吴晗和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一起，始终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他们积极组织教授罢教，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学生的正义斗争。吴晗同志用笔作投枪，写下了《人身自由何在？》、《士兵们放下枪杆来！》、《抗议非法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序》和《“一二·一”惨案与纪纲》等文，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
吴晗同志不但写，而且讲，他十分善于演讲。他演讲时听众总是满场，连窗口、树杈上都攀坐了人。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昆明“学联”举行“一二·一”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惨杀的四烈士葬礼。浩浩荡荡的群众送葬队伍从上午八时开始游行，吴晗、闻一多、李公朴等抬着四烈士的棺材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游行队伍回到联大墓地已近黄昏。公祭仪式开始，闻一多讲话后，吴晗接着讲话。他说：“两千年来，有些地方叫做圣地。如今，‘一二·一’四烈士埋在此地，此地成了光荣的地方——成了圣地！”他的声音气贯长虹，响彻联大校园。
一九四六年五月，吴晗同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昆明，经重庆、上海回到北平。在重庆候机的一个多月，他住在民盟总部，几乎每天都出去参加反内战、争民主的集会，也几乎跑遍了重庆的大学，以他犀利的语言为反对独裁、为和平民主大声疾呼。
一九四六年八月，吴晗同志和他的爱人袁震同志回到了久别的北平，又住进了清华园。
抗战胜利刚刚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又把内战的烽火点燃起来。吴晗同志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吴晗同志到北平不久，就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和民盟华北总支部、民盟北平市筹委会接上了关系。他和张光年同志一起负责《民主周刊》（北平版）的编辑发行工作。
北平的民主运动逐渐高涨起来。在这一段时期里，吴晗同志和教授、同学、青年以及各界人士在一起，积极参加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抗暴示威游行，“五·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以及反美扶日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破坏和谈，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北平的军调部也停止了工作。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吴晗同志坚决反对，将盟的活动转入地下，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盟的工作。
就在这个时期里，吴晗同志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写成十五、六万字的《朱元璋传》，他不知疲倦地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和创作。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队的反人民内战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命打击，美国认为这个“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因此他们迫切地希望“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一时北平出现了“自由主义运动”和“新第三方面”。在民盟内部有些上层知识分子已被视为“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成了争取的对象，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张东荪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受到了司徒雷登的“鼓励”。
此时，民盟总部在香港召开了三中全会，彻底批判民盟内部存在的中间路线思想，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公开声明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主张。吴晗同志虽然没有参加三中全会，但他坚决拥护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各项主张，积极地与民盟内部的中间路线思想、民主个人主义者开展了尖锐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八·一五”大逮捕以后，清华园也遭到了检查。吴晗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平山县解放区，即中共中央所在地。不久他受到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使他终生难忘。吴晗同志自己写了一段生动的回忆：
“不是毛主席教育了我，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糊涂的，不清楚的，自以为是的，‘超阶级’的。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的《朱元璋传》原稿。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除了指示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以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上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从此，吴晗同志更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吴晗同志以军管会代表的身份回到了清华园，在党的领导下开始接管清华大学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吴晗同志担任了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之一是负责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会的工作。他先后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委员，在一九五八年举行的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在民盟工作中，吴晗同志最大的特点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善于团结高等学校的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总任务努力服务。
民盟作为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爱国民主党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这是经过斗争而总结出的经验。在吴晗同志领导下的北京市的民盟工作，无论在土地改革、镇反、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运动中，或在推动成员积极服务，加强思想改造的盟务活动中，都是坚决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工作的。他通过民盟的工作，有效地调动了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出色地完成任务，使大家受到锻炼，受到教育，得到进步。他对于盟内某些取消和怀疑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对于民盟今天能成为在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是有贡献的。
吴晗同志在工作中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解和贯彻是全面的。他本人是知识分子，也了解知识分子，能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他经常上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家中串门，也经常请知识分子到自己家中作客。大家在一起，从学术到政治，从业务到思想，无话不谈。他是知识分子的“诤友”、“贴心人”。
吴晗同志善于处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反对空头政治，千方百计地鼓励、帮助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做好业务工作。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他欢欣鼓舞，精神振奋，一再鼓励大家搞创作，写文章，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努力作出贡献。同时，他严格要求自己，每天按规定时间学习和写作，没有完整时间，就抓时间、挤时间，见缝插针。每当回到家里，他总是坐在书室读和写，即使再忙，每月也要去一次图书馆。他曾表示，从一九五六年起，每年一定要写一本书。一九五九年这一年，他一共写了四十七篇文章。他先后出版了《读史札记》、《海瑞的故事》、《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并亲自领导主编出版了《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国历史常识》、《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语文小丛书》等。他提倡实实在在工作，不要搞形式主义，主张“不作清谈家，爱惜时间，老老实实读点好书，写点东西，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当然首先要做好岗位工作”。一九五九年，知识分子相当沉闷，他邀集北京大学的民盟同志在颐和园听鹂馆集会，主动向大家挑战，看谁写的文章快和好。他的倡议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一九六○年，他在北京市多次组织“神仙会”，鼓励敞开思想，自由辩论，对当时活跃政治生活，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吴晗同志生气勃勃，精力充沛，雷厉风行。一九五七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加勤奋地工作。一九五九年，他年满半百，曾风趣地说：“有人说我老了，头发又白又秃，我说不，才十岁呢。还不到成熟年龄，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我情绪很高，劲头很足，要多学习，多工作，愈干愈有劲，活得有意思，老这个字连想也没有想过。”他为人热诚、直率，既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也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快人快语，肝胆照人”，这是熟悉吴晗的同志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吴晗同志从接触革命以来，一直热爱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向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早在昆明期间，他的书桌上就经常摆着《联共（布）党史》、《新民主主义论》等书。毛主席看了《朱元璋传》以后，跟吴晗同志谈话时指出书中彭和尚这个有坚强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跑行为。吴晗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翻阅史料，终于查出彭和尚不是个人功成身退，而是被元朝军队杀害，并在以后再版时作了更正。他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学习，在写作时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写，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一九五九年，他遵照毛主席年初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先后写了《海瑞骂皇帝》、《说海瑞》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称赞。他哪里会想到，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大搞阴谋，从《海瑞罢官》这出戏打开缺口，由此发难，给我们党、我们祖国带来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反动文痞姚文元的反动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同志进行歪曲事实的批判，实际上是把矛头对着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着反革命围攻，吴晗同志并没有屈服，他愤愤地说：“姚文元的文章连起码的史实都不顾。只要能活下去，我就要同姚文元清算！”他的话代表了一个忠实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愤恨！代表了千千万万爱国的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对反革命势力的抗议！
但是，凶狠的敌人没有让他活下去。他遭受了极为残酷的迫害，满头白发被揪光了，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含冤含恨离开了人间。他逝世前提出的唯一要求是看一眼他的小女儿，结果遭到拒绝。他哪里知道，早在他离开人世的半年多前——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他的终身伴侣、共产党员袁震同志，在受尽残酷折磨之后，已经悲惨去世。他更不知道，他心爱的女儿吴小彦，也没能逃脱“四人帮”的魔爪，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愤恨离开了人世。他一家四口，活下来的只有他的男孩吴彰。
安息吧，吴晗同志！那些愚弄历史的小丑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人民决不允许造成一代浩劫的悲剧重演，而要遵循客观规律沿着历史的长河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