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位青年作者的信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给一位青年作者的信
夏衍××同志：
你去年七月寄给我的信和电影文学剧本，我看了一部分之后，由于你的字迹潦草，而且有许多一般不通用的简化字，加上剧本长达八、九万字，我只能转请文化部电影局看后给你提意见。十月十二日你来信催问，我查问后知道电影局已在九月间提了意见，将稿退回。我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就不再给你复信了。可是事隔近十个月，今天又接到你第三次来信，说电影局提的意见“不解决问题”，于是又把该剧本于今年四月寄给一个电影制片厂，但是至今“如石沉大海”，于是对我们（包括电影局、厂和我）提出了“你们这些领导人是否原（愿）意培养青年剧作者”的问题。
同志，你和我素不相识，可能对我的情况缺乏了解。一，我已经是年近八十岁的人了，近年来患白内障已到了几乎双目失明的程度；二，从去年春季以来，我每天平均都要收到三、五个（多的时候一天收到六、七个）青年作者寄给我的剧本，而我看到的剧本，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地都是“长篇”，最少五万字，多者达十二、三万字；加上三，我并不是一个闲人，还担负着一定的工作。因此，按这种情况，即使我再年轻二十年，不担任别的工作，从早到晚看剧本，也是看不完的。我还要告诉你，我只是一个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也写过几个剧本，自己都不满意，当然我在失败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假如我的视力好一点，有时间，对年轻人起一点传帮带的作用，我倒是很愿意的。但是一天收到三、五个剧本，而且要一一“亲自”“批改”，对我说来，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由于我无可奈何地把收到的剧本都转给了文化部电影局，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在复信之前，先唠叨了这一阵。你在去年十月给我的来信中提出了需要我回答的问题。你说，你七一年初中毕业后下乡三年，回城后当了三年工人，由于从小热爱电影，所以希望今后作一个专业的电影编剧。你问我，假如这个剧本（按：指去年寄给我的那个剧本）能用，是否可以介绍你进电影厂？请原谅，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第一，你是七一年初中毕业，我想，你在中学时期，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最起码的基本功——语文课也没有学好，看你的信和剧本的前几页，有许多别字、语意不明和文法不通的地方。正如画家一定先要掌握线条，音乐家一定要先学音符、节奏，木工一定要会用刨子、锯子，先要学会把木料锯好、刨平一样，搞文艺，语文这一关是非掌握、非熟练不可的。戏曲演员不学身段，不练嗓子，是不能当演员的，这是常识。可是文学方面，从我看到的青年作者的作品中（即使是上演了或者开拍了的），语言这一关还是一个显著的弱点。我诚心诚意地劝告青年作者，在你们还未能攻克语言关之前，千万不要因为我“爱好文学”而一开始就写电影剧本、多幕剧和长篇小说。先读点茅盾、巴金、沙汀……的小说，曹禺、老舍的剧本（假如可能的话，还得读一点文言文）。读、想、学，首先要做到能把自己要讲的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你们可以先写点散文、随笔、日记……，不怕失败，多练多写，直到语文这一关突破之后，再向长篇小说、多幕剧、电影剧本进军。钱昌照同志写过一首谈写文章的诗：“文章留待别人看，晦涩冗长读亦难，简要清通四字诀，先求平易后波澜。”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有志于搞文艺工作的朋友，一定要在“简要清通”这四个字上苦下工夫。你是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时期度过学校生活的，从你的来信可以看出，你还没有具备中学的语文水平。因此，恕我直言，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应努力的目标还不是写成一部作品，而是利用可能利用的工余时间，多读、多问、多查字典、多积累知识。同志，你必须认识，当一个木工、电工、司机……，有了中学的文化水平，懂得专业，就可以胜任地工作了。可是，当一个文艺工作者，除了熟练地掌握语文之外，还要懂一点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更重要的是，你必须逐步地懂得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的社会。你在信中说：在农村耽过三年，农活拿得起来，现在当工人，又是基干民兵，因此“对工农兵生活是熟悉的”。有这些生活，当然比没有这些生活好。但是，也必须认识，真正熟悉工农兵生活，并不是那样容易的；而且单单懂得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地、士兵怎样打仗，也还是不够的。文艺工作者要熟悉社会，熟悉社会上各阶级的人。懂得他们，熟悉他们，逐步地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然后，再用简要清通的文字，把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十分艰巨的工作。毛主席在《讲话》中教导我们：“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里用了“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这四种方法，一连用了五个“一切”。
我曾不止一次劝告过一开始就打算写长篇小说、多幕剧和电影文学剧本的青年朋友，单有雄心而无实力是不行的。文艺工作者的实力，就是丰富的生活、思想、知识、技巧。现在文艺界有一种通病，就是先想好一个故事，然后再去找材料。不少文艺领导人号召作家“下去生活”，其实际，也只是要作家去找领导上已经定了题目的这个作品的材料。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好方法。当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文学研究所所长沙汀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找故事容易，找零件困难”。他所说的“零件”，意思就是“细节”。写一个剧本，不论哪一种故事，都必须有时间、地点、人物。表达特定的时代，一定要表达出当时的政治气氛、时代脉搏；表达特定的地点，一定要刻划出当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地方色彩；而描写一个人物，就得仔细描写出这个人的形象、性格、精神状态……这一切，都必须用细节来显示的。作家头脑里积累的生活细节愈多，作家笔下表达这些生活细节愈准确，作品才能真实、生动和感人。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解放后，我担负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只在业余时间改编过几个电影剧本。我改编的《祝福》和《林家铺子》，由于我是浙江人，而这两部作品的背景，前者在绍兴，后者在乌镇，这些地方的山水草木、人情风俗、衣着穿戴，以至过年过节，结婚丧葬等等情况，我从小就是很熟悉的。因此，我接受这个任务之后，下笔很顺畅，没有什么困难，必要的地方还可以做一点增补。这些生活细节不是我临时去采访，而是早已积累在记忆中的。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又要我改编陶承同志的《我的一家》，故事情节绝大部分发生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这正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书中所述的情况，如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我们都有过亲身的经历。因此，我以为改编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后来，毛主席、周总理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毛主席说：片子不错，只是在长沙结婚的那个场面不象。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湖南，我不止去过一次，但都在抗战时期，而不在三十年代，更不懂得当地结婚的仪式和风习，改编到这里的时候，当然不可能再去体验三十年代的生活，只能照搬原著而别无他法。因此我认为有志于搞文艺工作的青年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看来并无戏剧性的场景，都应该留心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甚至于象院子里两个女人吵架，马路上两部车子相撞，以至小孩子们互相开玩笑，公共汽车中几个人在讲话，都要听一听，记一记，把它积累下来，遇到精采的对话，典型的动作，都应该记在本本上，成年累月、孜孜不倦地干下去，这是文艺工作者的毕生事业。中国地方很大，大陆上就有廿九个省、市、自治区，不仅省与省，就是县与县之间，风土人情、言语服饰，也都是很不相同的。我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二十岁），就离开家乡，闯荡江湖，国内除西北数省和西藏外，我都到过，三十年代在上海住了十年，抗战中住广州一年，桂林二年，重庆三年，香港三年，但，说老实话，我熟悉的，只有浙江的杭嘉湖和上海，假如要我写广州、桂林、重庆、香港，大体上的轮廓是了解的，细节就为难了。再想一想，上海我住了十年，而北京，则迄今已住了二十四年了，那么，我能不能说对北京比上海更熟悉呢？不能。为什么？我在上海时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做地下工作，就得各地走走，和各阶层的人打交道，走错一条路，忘记一个暗号，就可能坐班房。而解放后，我在北京是做“官”，除了上班、开会和有关业务的人们来往外，和广大的群众疏远了，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希望，你就失去了写作的条件。勉强要写，也可以，但写出来的东西，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去“编”，凭公式、概念去“造”，而这样编造出来的作品，即使技巧好，要达到真实感人的目的是困难的。
文艺工作者要写古、今、中、外的社会、人物、事件。今天中国的，今天外国的，只要有条件，你可以亲自去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可是，古代的中国（且不说唐朝、宋朝，就是五十年前的中国吧），你就不可能亲自去体验了。怎么办？除了读书，别无它法。林彪、“四人帮”割断历史，上海有一个被叫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领导人”，一九六二年定了一条规矩，只准作家写解放后的十三年，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题材也不准写。林彪、“四人帮”时期变本加厉，一谈过去，就是“四旧”，于是，前年有一位七五年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来找我，谈话时连袁世凯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了。去年一年中我看了一些剧本，最使我担心的是这些青年人的知识太少，底子太薄。陈白尘同志写的《大风歌》，曹禺同志写的《王昭君》，有不少人对剧本的文言文读不懂。作为一个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能读懂《古文观止》，能背诵几十首唐诗、宋词，我认为应该是起码的条件。可悲的是一拿起笔来就写十来万字的电影剧本的作者，居然有不少人不曾读过《水浒》、《三国演义》。
我有机会经常和外国朋友接触，谈到文学，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常常问我：为什么你们现在没有鲁迅、茅盾、巴金这样的大作家？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他们作品所以如此博大精深，首先当然是由于他们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对于伟大变革的时代有着精辟独到的认识和富于独创性的艺术表现。他们几乎都是深刻的思想家，而深是建立在博的基础上的。他们的青年时代，都是博览群书，进行过刻苦学习。他们大都懂得几种外国文字，研究过各种社会学说，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文学修养。今年五十岁的人，解放那一年他是二十岁，正是青年求学时代，那么，他经历的是怎样的年代呢，这二十年中，有的是十年内战、八年多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一句话，他的青年学习时期，是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度过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可以安静读书的环境。现在五十岁左右的作者，在语文技巧，在历史知识，在外国文学等方面，显然和他们的前一代人有差别，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就是：要我们的文艺事业发展，急迫地需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安定团结、可以让青年人安心学习的机会。打倒林彪、“四人帮”已经三年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已经形成了，我们的青年应该珍惜这个大好时期，深入生活，认真学习，尽可能广泛地积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是对的，对写作者来说，知识就是作者的实力。
讲了这一些话，请你不要认为给你泼了冷水，也不要认为罗列了一大堆困难，挫折了你的勇气。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迫害，电影编剧界正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我们热烈地欢迎任何一个“热爱电影”的青年来参加这一工作。可是，必须承认，文艺工作者的处理对象不是木材、钢铁……那样的物质，而是浩瀚无边、瞬息万变的人类社会。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阶级属性而又有可塑性的那样一种特殊对象，因此，从事文艺工作要以更大的努力去熟悉生活，提高思想，丰富知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初生、幼稚、发育、成长、以至圆熟的过程，从事写作如爬高山，要有决心、勇气、毅力和技巧——幼稚不可免，困难不可怕，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地学习，勤修苦练，持之以恒。要当一个作家，生活、思想、知识、技巧这四个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今天，我针对你的创作情况，强调了知识与技巧的重要性。所讲都是老生常谈，也许可供参考。
一九七九．八．四
（原载《电影新作》一九七九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