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志良三下三上的故事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吕志良三下三上的故事
凤鸣公社毛店子大队第二生产队长吕志良，第四次挑起了队长的“担子”。这在四川省彭山县农村，一时被传为佳话。
出身下中农的吕志良，土改时就是武装工作队副队长，当过互助组长、合作社长、公社管理区副主任，曾被评选为县农业劳动模范。从一九六一年后又担任了生产队长。可是，这个深受群众爱戴的干部，在过去十多年的一些政治运动中，总是因为所谓“阶级路线不清”挨整。
原来，吕志良于一九五二年同地主家庭出身、父亲被镇压的卢玉屏结了婚。队里社员们同卢玉屏、吕志良朝夕相处几十年，看到卢玉屏不仅能同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从思想上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劳动，还主动搞好家务，支持吕志良为队里工作。因此，每次政治运动中，上面派来的工作同志对吕志良的看法总是同基层党组织和社员分歧很大。这位老队长几下几上的故事，也就是由此发生的。
一九六五年，“四清”工作队进村不久，吕志良就被定为“清理”重点。依据是：吕志良的爱人是被镇压地主的子女，他必然会受他爱人“反动思想”的影响，被撤去队长职务。
唯心的阶级估量导致了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不光伤害了吕志良，也伤害了其他一些干部和群众。新任命的队长工作上缩手缩脚，那年风调雨顺，却减产粮食五万多斤。群众纷纷要求吕志良上台。经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出面做工作，吕志良重新挑起了这副担子。他的那种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老作风，以及在群众中长期形成的威望，立即把人们的劲头带动起来，终于在这以后的四年里，年年增产。
人们刚刚安定下来，一次“清队”与“整党”运动又开始了。这次，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影响下，运动的来势更猛，领导大队运动的同志，只是翻阅了一下干部的履历表册，就宣称要“揭二队阶级斗争的盖子”。吕志良又成了“抱着定时炸弹睡觉的危险人物”。一个大队干部不同意这种估计和作法，被指控为“捂盖子”，立即罢了官。整个生产队人心惶惶。吕志良第二次被赶下台来。这一年生产队又是大减产，少收粮食二万五千多斤。
群众再次起来要求吕志良上台。吕志良虽已年过半百，每天仍然起早摸黑地干，常常是社员还未出工，他已到了地头，收工时社员多已回家，他还留在田里，甚至他在吃饭时都盘算着队里的生产。就是这样，吕志良和大家一起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与破坏，埋头大干，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连年增产。
打倒了“四人帮”，人人喜洋洋。那知，一九七七年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吕志良再次因“阶级路线不清”靠边站了。要不要吕志良继续担任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与工作组主张不同，存在着尖锐对立。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决定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由社员民主选举。投票前，工作组提出了一些候选人，并且分别召开了干部会、党团员会、积极分子会和贫下中农会，反复讲明领导班子的人选事关重大，不能让“阶级路线不清”的人混进来，否则就要“变天复辟”，“人头落地”。人们明白，这是暗示不要投吕志良的票。选举进行中，一些社员被从会场喊出来，再次受到叮咛：“可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能选错人呵！”
群众的眼睛经过这么多的反复早已擦亮了。唯心的阶级估量在实践检验面前，显得多么荒谬，岂能指望得到群众的拥护！
选举结果当众揭晓：全队一百零四人参加投票，吕志良得票九十二张，以绝对优势当选。会场上一片欢腾。
本报通讯员 文贤书
本报记者 刘宗棠 师文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