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施农药 趋利而避害 西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教授、昆虫学家蒋书楠希望改进治虫工作，减少环境污染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科学施农药 趋利而避害
西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教授、昆虫学家蒋书楠希望改进治虫工作，减少环境污染
据新华社成都电 西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教授、昆虫学家蒋书楠最近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希望各地改进治虫工作，合理施用农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减少环境污染。
蒋书楠教授说，我国农药的产量和施用量总的来说是偏少的，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目前种类不多，数量也少。但是，城市附近、交通沿线等人口稠密地带，蔬菜、果树、棉花等作物的农药施用量已经过多。这对于防治农作物的病虫害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造成了对水、肥、空气的污染。
长期以来，治虫工作中流行一些口号：“见虫就治”，“治早、治小、治了”，“治虫不见虫，七天打次药”，“把害虫彻底消灭干净”，等等。蒋书楠教授认为，这些口号都是欠妥当的。治虫工作的要求应该是：尽量控制有害昆虫，尽量保护有益天敌，争取农作物优质高产；同时要减少污染，使农作物不产生药害，使害虫不产生抗药性；还要讲究经济合算。
不要“见虫就治”，而要善于掌握防治标准和时机。世界上已知的一百多万种昆虫中，真正对人类有害的不到百分之一。即使是害虫，也要在一定时间达到一定数量才形成危害，因为植物有一定耐力，在耐力范围以内的虫害不会造成损失，不一定需要打药防治。害虫为害，与它的发生期和农作物的生育期的配合很有关系。例如：马铃薯在块茎形成阶段，发生二十八星瓢虫等食叶害虫，只要叶面损失不超过一半，对马铃薯产量并无明显影响，可能对块茎的发育还有些好处。
施用农药“宁多勿少”、“打保险药”是错误的。治蚜虫，本来只要二千分之一的乐果溶液就行了，现在许多地方兑成八百分之一甚至五百分之一，太浓了。过多地施用农药并不增加防治效果，却造成污染，而且促使害虫产生抗药性，不得不越施越多。
不要以为治虫“早治”就好。过早施用农药并不能控制害虫盛发期的到来，非徒无益，甚至有害。例如，豌豆蚜虫是从豌豆叶尖吃起头的，即使豌豆尖上长满了蚜虫也不必忙着打药，它会减少豌豆的徒长枝叶，促进结荚。应该等到蚜虫蔓延到豆荚上时，才施农药将其杀死。
“把害虫彻底消灭干净”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我们的任务是将害虫控制在农作物容许、经济上合算的范围以内，真要彻底消灭了某一种害虫，会破坏生物平衡，引起意想不到的恶果。比如，稻苞虫是水稻的一种害虫，又是多种寄生蜂的寄主，而这些寄生蜂是水稻螟虫的天敌。如果把田里稻苞虫消灭干净，许多寄生蜂也就死了，螟虫便会大量孳生。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留下一点稻苞虫。这样作，水稻损失很小，得益颇大。除草也是一样，有些杂草的花是寄生蜂的主要蜜原，除尽了这些杂草，寄生蜂的生存会受到威胁，害虫反而猖獗。因此，田边地角的杂草只要不妨碍农作物生长，就不要全部除掉。
蒋书楠教授说，总之，施用农药治虫要讲究科学，适时，适量，恰到好处；全面考虑，趋利而避害，和其他工作一样，不能简单地“一刀切”。（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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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程至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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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堂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