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章汉夫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章汉夫同志
张子凡
章汉夫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他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冤去世，我们感到特别的悲愤。今天，在回顾建国三十年的成就时，我们更加怀念曾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章汉夫同志。
从新中国建立起，汉夫同志在外交部一直工作了十七年，是外交部党组副书记和常务副部长。他作为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助手和“参谋”，在外交战线上的许多方面都表现了卓越的才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周总理在兼任外交部长之初，向外交部全体干部提出了“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四项要求。汉夫同志不仅以此严格要求自己，还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领大家努力实现这些要求。
新中国的外交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外交，是无产阶级的新型外交。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出发，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就要求我们的外交干部首先要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一切言行都要从我国和世界人民目前和长远的利益出发，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
汉夫同志对新中国外交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崇高任务有着明确的认识，在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中，始终自觉地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斗争多么激烈，汉夫同志的敌友我观念十分鲜明，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从未动摇和迷失方向。一九六一年为老挝问题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充满了尖锐斗争的国际会议。汉夫同志在陈毅同志回国期间，代行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工作中，他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我国的正义立场，胜利完成了党和人民的重托。汉夫同志还充分看到我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在国际交往中更自觉地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坚决反对大国主义。
外交工作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由于国际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千变万化，外交干部不但要有坚定的立场，还必须具有敏锐的辨别能力和明确的政策观念。汉夫同志的政策观念和辨别力是很强的。他遇事不主观臆断，以感情代替政策，而是努力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按问题的本来面目和性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他善于把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考虑和处理问题。他在对外交涉中特别注意有根有据地阐明我们的政策。有一次，对方提出我方给他们送了“白旗”，是“不友好”的表现。汉夫同志当即向对方问明情况，叫人立即核查清楚。原来，我方那个单位为了表示两国人民纯真的友谊，特地选了象征纯洁的白色锦缎，赠了一面绣有鲜红友好字样的锦旗，完全是友好的表示。汉夫同志据理阐明了我们政策的友好性质，使对方消除了误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汉夫同志总是及时地向中央汇报，向下级讲明政策界限。他不但认真听取下级的汇报和意见，还常亲自和有关同志一起调查研究。他所提供的意见和建议经常被党和政府所采纳。
外交工作有自己的特点，不熟悉外交业务，就不能顺利完成外交任务。这就要求干部把政治落实到业务上，成为又红又专的外交战士。汉夫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央的方针政策，随时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业务，不断积累和总结实践经验。他勤学苦练，博学多闻，精通业务，通晓外语。他善于抓住新情况，弄清新问题，把握新动向，向中央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调查与办案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和专题分析，看问题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汉夫同志过去没有搞过国际法，在兼任条约法律委员会主任时，为了熟悉业务，钻研了大量中外文的有关书籍，不但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而且还对资产阶级国际法的实质进行了剖析和批判。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日益增多，汉夫同志为了深入掌握情况，日夜研究非洲的历史和现状，也很快成了非洲问题的行家。他既稳健持重，谨言慎行，又能虚实结合，观点明确，言简意赅。他也非常讲求办事效率，工作从不拖拉，贻误时机。他既抓大事，也不忽视小事。即使是一个很小的情节，他也要亲自搞清楚。因此，他在对外交涉中，就能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他在遇到恶意的挑衅时，总是沉着冷静，坚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说理斗争，达到更好地揭露其阴谋和阐明我方主张的目的。
汉夫同志在协助周总理筹建外交部、组织外交队伍、培养外交人才、建立外交业务方面，在办理同外国建交、签订条约协定、陪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解决边界问题，以及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各种外交活动等方面，都显示了他卓越的办事能力。他在同志们中间一向以办事严肃、认真、准确而闻名。正因为这样，他遇到复杂的情况，能够心中有数，胸有成竹，从容对待，妥善处理。汉夫同志以自己的刻苦钻研、丰富的业务知识和扎扎实实的工作，起到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好“参谋”的作用，受到他们的信赖和多次表扬，受到外交战线同志们的尊敬。一九五三年汉夫同志曾被评为模范工作者。陈毅同志有一次看到汉夫同志带病工作时说过：我们国家如果颁发奖章的话，一定要发给汉夫同志。
纪律是执行外交路线的重要保证。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办理同外国之间的国家事务，政治性是很强的。外交工作是高度集中，授权有限的。这就要求每个外交干部必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汉夫同志的党性、组织观念和纪律性都很强。他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自觉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事无巨细，他从不马虎从事，掉以轻心，更不自作主张，擅自行动。不论情况好坏，有利不利，他都要如实地向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报告，认真周密地和党委的同志们商量。一有决定就坚决照办，一经授权就努力执行。有一次，对方提出要在两国总理同意了的联合公报草稿上改换一个字，汉夫同志及时请示周总理并得到批准后才表态。汉夫同志经常告诫干部严守纪律，加强组织观念，即使在“小事”上也不容许违反外交纪律。因为“小事”也可能铸成大错，产生不良后果。
办外交要同外国人交朋友、打交道。通行的礼尚往来、请客吃饭、参观游览等活动是例行公事。外交干部直接接触和感受各个国家各个阶级各种生活方式及其影响的机会特别多。这就需要善于学其所长，弃其所短。不然，就有可能在思想、生活和作风上受到不良影响。汉夫同志身为高级干部，从不要求特殊，而是奉公守法，克勤克俭。他以身作则，教育干部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影响，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发扬无产阶级外交的新风格。
章汉夫同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能够肩负新中国外交重任的杰出的外交家，成为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得力助手，是同他长期的革命锻炼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前，汉夫同志不仅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和统战等工作，还根据党的委派直接从事过一些重要的国际活动和外事工作。他从年青的时候起，就有了开阔的眼界，而后又取得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办理对外事务的才能。
汉夫同志早年留学美国，目睹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一九二七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使党陷于危机的时候，年轻的汉夫同志就毅然在美国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战斗终生的光辉道路。次年，他怀着学习革命、献身革命的激情和决心到了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当研究员，在派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中国代表团中协助我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邓中夏同志工作。他看到了列宁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研究了各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中国的工人运动，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受到了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直接熏陶和锻炼。汉夫同志一开始就是在“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旗帜下工作的。
一九四五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制订联合国宪章大会，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举行的第一个世界规模的国际会议，也是我党第一次派代表参加的重大的多边外交活动。当时，国民党慑于人民的压力，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委派的代表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大会，并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汉夫同志受党的指派，充任董必武同志的助手和中国代表团的秘书，参加了大会及其活动，在董老的直接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党的重托，受到了董老的好评和称赞。
天津、上海解放后，党又派他到这两大城市做外事工作。他先后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外事研究组组长、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外事处处长等职。天津、上海曾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集中地和大本营，而上海更是闻名世界的国际冒险家的“乐园”。汉夫同志协助两市市委的领导，为清除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势力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取得了外事工作的宝贵经验。
这一切，对汉夫同志后来在外交部的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章汉夫同志在外交部的十七年，既是一名优秀的战斗员，又是一名杰出的指挥员。他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倾注了辛勤的劳动和大量的心血，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和多方面的贡献。章汉夫同志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是我们全体外交工作者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