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事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婚事
本报记者 金凤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深夜。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医院一间外科病房里。靠东的病床上，坐着一对中年夫妇，两人怒气冲冲。靠西的病床上，坐着一对男女青年，两人愁容满面，姑娘还在不断地哭泣。门口的病床上，坐着一位民警、一位法警，还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干部。过道中，一位三十多岁的农民，在那里走来走去，不时用焦急的眼光，看着病房……。
他们究竟是谁？为什么出现这样紧张的场面？
姑娘叫苏敏，陕西省城固县人，是一位插队知识青年。小伙子叫张录，是河北省永清县刘其营公社西碱厂大队的社员、复员军人。中年男女是苏敏的父母。苏敏随着在铁路上当工人的父亲和在医院当出纳的母亲，在山西晋城县认识了当时驻扎在那里的解放军战士张录。张录复员回家务农。苏敏高中毕业，下乡插队。两人多次通信，互相鼓励在农村好好干。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苏敏随调动工作的父母，回到陕西省城固县。苏敏深深怀念着张录，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和这位纯朴、憨厚的农民结合在一起。
今年一月十九日，苏敏从陕西来到河北省张录的家。张录笨拙地问她：“你来干啥？”苏敏笑着说：“我到你家落户来了。”张录老老实实说：“我家条件差，来了就当农民，只怕你要后悔。”苏敏说：“当农民怕啥，我已经当了三年农民。我是一心一意奔你来的。”
张录报告了大队党支部。党支部要苏敏开个证明。苏敏给她母亲写了信，要她带证明信来。
二月八日，苏敏的母亲来到西碱厂大队。她一见苏敏就说：“我来接你回家，回去就给你安排工作。”苏敏说：“我不是为找工作出来，我是为了求婚来的。”她母亲说：“张录是个农民，家中兄弟多，这个队又这样穷。回去给你找个有工作的。妈都是为你好，怕你在这受罪。”苏敏说：“当农民就是受罪吗？”一句话把她母亲顶得无话可说。
第二天，她母亲就上永清县人民法院，告张录拐骗她的女儿。
法院出面调解，苏敏不肯随她母亲回去。
二月十三日，苏敏的父亲来到永清。苏敏的父亲对张录说：“那怕你是个工人也好。”张录明白了，说来说去，嫌他是个农民。张录说：“当农民，苏敏愿意。不是我拉她，是她跑来向我求婚的。”
法院再次调解。当面，苏敏的母亲答应不干涉女儿婚事。一转身，她又上县委告状。县委批到公社解决。
到了公社，苏敏的母亲又哭又闹，公社解决不了，苏敏的父母又来到西碱厂大队。苏敏的母亲闹得更凶了，她吃了几片冬眠灵，经抢救未死。
公安局也出面了。公安局李同志两边劝说，两边不服。李同志说：“我们支持婚姻自由，但总该父母同意。结婚要有证明，那怕有二指宽的小条也行。”
为了弄到这“二指宽的小条”，苏敏、张录直奔山西晋城苏敏插队的大队。但苏敏的户口和知青手续去年已转到陕西，大队还能开什么证明？白白花了八十多元路费。
苏敏的父母扬言：不带走苏敏，死也不离开永清。
三八节前夕，县委委托县妇联主任白秀文配合法院、公安局再次调解。
在县委传达室，苏敏对父母说：“说到底，你们是看不起农民。要是我找的是个大学生，是个干部，你们早就同意了。可我不嫌穷，不怕苦，甘心当一辈子农民。你们死了这条心吧，活着，我就不离开永清！”她母亲被女儿的话刺疼了，拍着桌子大叫：“你是我闺女，就得听我的！”妇联主任说：“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财产。”苏敏的母亲说：“我管孩子，任何人管不着我。”白秀文同志说：“婚姻法规定，任何人包括父母不得干涉婚姻自由”。争吵继续了一上午。
下午，苏敏和她父母又来到县委会。趁大家不注意，苏敏的父母把苏敏挟着跑到他们所住的红旗旅馆。
张录赶紧前去保护苏敏。苏敏母亲正在房门外，一见张录，就喊：“快插门，张录来抢人了。”苏敏的父亲把门插上，一把将苏敏按在床上，一手掐住她的脖子，一手捂住她的嘴巴。苏敏透不过气来。情况紧急。张录从窗户跳进去，救了苏敏。
白秀文同志和公安局的张同志、法院的靳同志都赶来了，只见苏敏脸憋青了，胳膊红肿了。他们急忙把苏敏送到医院。
事情闹大了，要请示县委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非常忙。深夜十二点，他才从会议脱身，来到县妇联办公室。县公安局长、县法院院长、县妇联主任和张同志、靳同志都在等着他。公安局的张同志汇报了情况，提出：苏敏父母用暴力干涉女儿的婚姻自由，明显违法；根据婚姻法第二十六条和今年二月公布的《逮捕拘留条例》，可以先行拘留，再发电报通知他们所在单位，派人前来共同处理。这个意见是他同妇联主任、法院的靳同志事先商议好的。公安局长不同意。他说：“苏敏不听老人话，她父母才打她。再说，她没有证明手续，怎能结婚？我看，还是明天派人送苏敏和她父母一起回陕西，别让他们再在永清捣乱。”第一书记站起来说：“送！公安局、法院、妇联各出一人，明天就送！”县妇联主任、张同志、靳同志三人没想到县委书记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对县委主要领导干部的意见没有表示反对。
他们还得违心地执行这个决定。当夜，张同志、靳同志赶到医院，向苏敏和她的父母以及张录，分别宣布县委的决定。苏敏一听，脸色煞白。她父母听了，喜出望外。张录一听，痛心地说：“我再和苏敏见一面行不行？”
在苏敏的病房，两个年轻人一见面就哭了。张录说：“你真要走？”苏敏哭着说：“政府非叫走，不走行吗？”张录说：“咱俩的事咋办？”苏敏哽咽着说：“你等着，我办了手续就回来。”张录顿着脚说：“你，你还回得来吗？”苏敏哭得更伤心了，断断续续地说：“我，我不能走……我，我不走了。让他们捆着走吧。”苏敏父母也来到病房。苏敏母亲得意地架起大腿，慢慢悠悠地说：“现在有保证啦，明天回家啦。”张录的大哥和小叔也赶来了解情况。在医院过道上来回走着的农民，正是他的大哥。张录小叔赶回家中报信。张录父亲听了，不顾气管炎正在发作，连夜骑自行车上廊坊专员公署告状。张录七十多岁的奶奶听了，抹着泪说：“咱一家都别活了！”第二天天不亮，她让张录的三弟用小车推着到了永清县汽车站。老人家准备，如果押解苏敏，只要汽车开动，她就往汽车轱辘底下撞去！
这是多么危险、紧张的一夜呵。永清县的有关领导，有没有想到他们的决定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呢？
县妇联主任白秀文同志想到了。凌晨三时，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躺在床上，反复想着刚才的决定。
“这是什么决定？这是错误的决定！”她气愤地想着，对自己在会上没有坚持原则起来反对，感到十分惭愧。将近三十年做妇女工作的经验使她深深懂得，婚姻问题，处理不当，矛盾激化，很容易出人命。苏敏、张录，为什么他们的婚姻要横遭拆散？为什么当群众遭到痛苦、甚至有生命危险时，自己不能挺身而出？不就是因为不敢得罪领导吗？她本来就有高血压病，这时更感到头脑胀痛。她起床吃了两片降压灵，看了看手表，再过几个钟头，苏敏就要被强迫遣送了！
“豁出去了，就是回家当社员，这个决定也得推翻！”她当机立断，直奔县妇联办公室。
白秀文一进门就说：“昨天的决定是错误的，得推翻！”县妇联的同志全都支持她的意见。
白秀文同志找到县委第一书记，开门见山地说：
“苏敏不能送。应当给地区挂个电话。”第一书记明白昨晚的决定太草率了，同意向上级请示。
白秀文同志给地区妇联主任打了电话。地区妇联主任听了情况后明确表示，决不能送走苏敏。她和地区法院的同志准备立即来永清。
一场可能出现的悲剧，终于避免了。
当天下午，永清县革委会给陕西城固县革委会和苏敏母亲的工作单位——城固县人民医院发了电报，要他们派人前来共同处理。
苏敏父母一听到这消息，慌慌张张走了。
廊坊地区妇联主任和地区中级法院的同志来到永清。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持苏敏和张录的正当恋爱和婚姻，决定由永清县法院的靳同志和县妇联的小刘去陕西办理户口、粮食手续和知青证明。因为是跨省办理，白秀文同志陪同他们到了北京，来到全国妇联。全国妇联的同志和河北省妇联主任同样热情支持他们。
靳同志和小刘二次到了陕西省城固县。
陕西省城固县妇联和医院的二位女同志到河北实地调查。她们认为苏敏决心到农村落户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她和张录的婚姻应该支持。七月中旬，她们把苏敏的户口、粮食手续和知青证明寄到永清。
苏敏和张录经历了艰苦的斗争，七月二十四日，终于结婚了。虽然正在下雨，附近各大队的社员，足足有五百多人参加了这个不寻常的婚礼。
大队支部书记在婚礼上讲话。他祝贺这一对年轻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中并肩前进。苏敏表示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张录激动地说，没有各级党组织的支持和许多同志的努力，他和苏敏的婚事根本实现不了，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七十多岁的张录奶奶高兴得逢人便讲，全亏共产党领导得好呵，要不，张录怎能娶上这样的好媳妇？！各村群众也纷纷说，这事办得多解气，多美气！这真是：人民政府人民爱，人民政府爱人民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