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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版()
专栏：外国人士看中国

看到的和想到的
陈兆华
我的老师朱光潜，是国内屈指可数国际上也颇负盛名的美学家。
不久以前，他约我观看英国老维克剧团的演出。他在开文代会，住东城某招待所中。我如约按时前往，他却开会未返。房门虚掩着，我就推门进屋等候。这是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房子，四角都摆着一张木床，早已填满了房间的一大半。两床之间有一张简陋的书桌，书桌前一把木椅子。从门上写着的名字，我知道这里住着季羡林、王瑶、闻家驷和朱老，我不禁吃了一惊，这些国内知名的教授和学者，原来却四个人挤在这样的一间屋子里，开着长达几个星期的会议。
六时半过后他们才回到招待所。会议比原定时间长了一个小时。到朱老气喘喘地跑上楼来招呼我到楼外的餐厅用晚饭时，饭菜都早已凉了。我们匆忙吃过一点饭，距开演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了，剧场离招待所约半里路，但要一个年逾八旬，开了一天会的老人走起来还是够呛的。公共汽车虽只有一站路，而车站离招待所和剧场都不近。我因此问服务员可否叫一辆出租汽车，回答是：剧场很近，为什么用车，虽经我再三说明朱先生的年龄和体力，她始终无动于衷。没有法子，我只好搀着朱先生慢慢地走到公共汽车站。据说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级别都相当于部长级，却何以连一点应有的特殊照顾都没有？随手拈来今天的报纸，就有文章说一个冒牌的省委书记的儿子乘火车，就有各种各样的人向他大献殷勤，服务唯恐不周。为什么招待所的服务员，却对这些知识分子如此冷若冰霜？我绝无意提倡高级知识分子也应该大搞特权，不过是说，某些知识分子受到一些应有的特殊照顾，似乎并不是什么特权。
这两个月来我也经常进出于外国专家云集的招待所。在这些招待所里，沙发、地毯、软床，召之即来的出租汽车……应有尽有。当然，这些都是大部分外国专家在国外习以为常的生活条件，他们不远万里而来，为中国的四化作出贡献，自然应该以礼相待，中国是个文明古国，礼义之邦嘛。
但也许因为我已经受了夷狄的蛮化，渐渐丧失了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我总有点愤愤不平。不是说这是个按劳分配的社会吗？恕我直言，在我认识的芸芸外国专家中，对美学研究造诣之深，著述之多，超过朱先生的似乎还没有一个。外国专家的贡献，未必一定比中国专家为大，正如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月亮圆一样。而且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军，到底是中国的工农大众和广大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外国人，他们是国家的最可宝贵的财富。特别是对真正学有专长的老年专家，难道不应该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在他们有限的余生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专长来为四化服务吗？
中国是礼义之邦，中国人是讲礼貌的，当然其中也有例外。
那天同朱先生看戏出来，公共汽车站挤满了人，我不忍让他步行回去，就到剧场对面的出租汽车站要一辆汽车送他回去。调度员叫我们稍候。不一会，四个学生模样的外国青年进来，也要一部车回语言学院去。不到五分钟，第一部汽车来了，我以为理所当然是我们的，正要出门上车，却被调度员叫住，说车是给那四位“外宾”的。我抗议说：第一，我是先来的。其次，我也是“外宾”。那四位外国青年也异口同声地支持我。这一下可把调度员弄得狼狈不堪，她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浑身上下中国人打扮的，黄皮肤的人居然也是“外宾”，但她仍坚持要让那四个人先走，而他们却硬不肯上车。双方正相持不下时，从车上跳下来一位怒气冲天的司机同志，指着我们大骂：“我就是开到语言学院去，别的地方不去，你们不上车拉倒。”四个外国青年连声向我们道歉，无可奈何地上了车。
真是多活一天就多增长一些见闻。我一向以为“先来先得”（firstcome first serve）是服务行业的世界性通例，现在才知道在中国首都的一个汽车出租站有它独特的规例，那就是非中国血统的外宾第一，中国血统的外宾第二，不必问，中国人当然就更在其次了。为什么呢？据说是对外宾的礼貌。但此亦一外宾，彼亦一外宾，何以厚此而薄彼呢？何以当外宾对此稍有异议时，就可以连起码的礼貌也不讲而破口大骂呢？
在我定居的国家，任何人如果因为肤色而受到歧视是可以提出法律诉讼的，不知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法律？如果有，那个调度员和汽车司机都是应该吃官司的。
朱老盛意请我看戏，却不料惹得我一腹牢骚。朱老知道了，要怪我小题大做。
那天晚上我们谈到了彼此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但他对目前开会的生活条件，却一个字的怨言也没有。后来在出租汽车站上，也是我一个人在大动肝火，他仍兴高采烈地和我谈文代会以及其它事情。他送我一本他的著作，今年才修订重版的《西方美学史》。翻开“序论”，赫然有这样的话：“……誓趁八十开外的余年，努力在自己毕生从事的美学领域里多出点添砖加瓦的微薄力量，来报答毛主席对我们旧知识分子的殷切关怀和谆谆教导，和响应党中央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号召。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我明白了，八十二岁的老人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实践他的誓言上，什么衣食住行的条件，他早已置之度外了。
这是多么可敬可爱的老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啊。我为中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而庆幸。如果中国大部分的人都能做到如我的老师朱光潜那样，不计较个人待遇，全力以赴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是指日可待的。
本文作者陈兆华女士是澳籍华人学者，现任澳大利亚阿特里大学高级讲师，阿特里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负责人之一。目前她利用假期在北京师范学院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