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极左路线批透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要把极左路线批透
俞林
继续解放思想，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才能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一点，愈来愈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深刻认识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由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行了批判，文艺领域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百花争妍的可喜局面。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它是在批判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是对“文艺黑线专政”等谬论的批判，破除了“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之后取得的。
但是，文艺上的这种好的局面还只是一个开头。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困难和阻力，其中包括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也包括某些同志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这种困难和阻力，归结到一点，就是文艺上的极左思潮。克服这种思潮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我们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从解放后三十年来的文艺斗争实际看，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是远远地超过右的倾向的。
一九五六年文艺舞台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戏，这是应当给予适当批评的。但在批评过程中，“左”倾思潮出现了。到一九五七年和反右斗争一结合，文艺界就遭受到严重危害。其结果，是把很多好的作品、好的剧目和好的文艺评论都打成了毒草，不少作家、艺术家被错划为右派。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各方面曾出现了破除迷信、意气昂扬的新气象，但同时又出现了浮夸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形式主义风行起来，而在文艺创作中却把这些作为正面的东西加以颂扬。一些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的作品应运而生。实践证明，这样的作品是不成功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倾向，到了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又有所发展。甚至一位著名的诗人对着星空谈些对人民有启发的哲理，也遭到不应有的批判。直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种错误的思潮才有所收敛。在这一期间，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多次对文艺界作了重要讲话，对“左”倾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明确地、深刻地论述了艺术民主问题。他们强调要发扬民主，决不能搞“五子登科”，还要给批判错了的作家、作品平反。他们指出，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和思想改造，文艺界的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进步，不能再叫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应称为革命的知识分子，等等。他们的讲话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受到巨大教育和鼓舞，消除了极左思潮造成的同志间的一些意见和隔阂，大大增强了文艺界的团结，文艺战线形势有些好转，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局面。可是到了一九六四年，这种来之不易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又很快消失了。
文艺界的严重受害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应该说从一九六四年就开始了。那时，江青和那个后来窃踞文革小组领导大权的“顾问”就插手文艺界了。张春桥一伙则与之相呼应，狼狈为奸。他们鼓吹所谓“写十三年”的谬论，强令作者只能写解放后的十三年，不准写其他题材，包括革命历史题材都不准写，把题材的路子搞得窄而又窄。人们不会忘记在华东话剧会演时，华东一位“大人物”对安徽的一个戏只看了两场就拂袖而去，并蛮横地把它打成毒草，剧作者也因此遭到打击和迫害。这是一个信号，他们准备向文艺界开刀了。接着，一批文艺作品就挨上了棍子。仅电影创作而言，就有《早春二月》、《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北国江南》、《逆风千里》、《桃花扇》、《怒潮》、《红河激浪》、《阿诗玛》等一批作品被判为毒草。小说《刘志丹》则是由那个“顾问”点名定为毒草的。这是极左思潮又一次给文艺界带来的严重危害和灾难。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文艺界遭受的严重危害就更为严重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十年，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它与以前出现的极左思潮当然有本质的不同。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他们蓄意制造了一条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的极左路线，来作为掩护。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主张。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在文艺上散布的种种谬论，肃清其流毒，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极左思潮在文艺领域的表现特点是：把艺术上的问题看作是政治问题；而政治上的问题又一概都是敌我矛盾问题。搞极左思潮的人，总是喜欢手拿棍子、帽子，动辄给人上纲上线，一棍子把作品打死，一帽子把作家扣死。一篇作品的好坏，一个理论问题的争论，不是一下子就能作出正确结论的，有时是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才能分辨好坏、廓清是非的。极左思潮却与此相反，对学术上的争论问题，不是发扬艺术民主，而是搞霸王作风，东联西挂，或联上资产阶级思想，或挂上修正主义思潮；对作品不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主观武断地把个别缺点夸大为整体的错误。其结果，把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起来。正因为如此，极左思潮就常常把好的说成坏的，把真理看成谬误，把香花打成毒草。极左思潮也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中形成一种恶劣的文风。
由此，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极左思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最后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为什么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这么难？林彪、“四人帮”践踏文艺园地十年，如果认为仅仅由于出了几个坏人所致，这样认识问题就过于简单化了。几十年来，在我们革命的文艺运动中，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一直时隐时现地起作用，极左思潮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极左思潮，把它推向了极端。他们有特殊的地位，窃取了很高的权位，加上文化大革命特殊的政治环境，所以产生的危害就特别大。除了社会根源，极左思潮之所以愈演愈烈，还和政治环境有关。政治斗争必然要影响到文艺界的斗争。在这种政治斗争的背景下，极左思潮的危害就显得特别突出。极左思潮之所以有市场，还和我们的某些领导者对艺术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关。周恩来同志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中，就反复强调过要尊重艺术规律。文艺界过去很少谈或不敢谈这个问题，往往撇开艺术特点，机械地、简单地以一些政治概念来要求文艺，这就常常会搞错。本来是好的作品，由于你不理解艺术特点和规律，就会错把它看成坏的作品。
我们强调对极左思潮要引起严重注意，当然不能放松对右倾思想的警惕，对于怀疑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党的领导的人，也不能低估他们的危害。但是，右的干扰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而“左”的干扰却往往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来迷惑人的，因此我们要特别警惕极左思潮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