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表现革命的人性美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大胆表现革命的人性美
王愿坚
在回顾社会主义文学走过的道路和历史经验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需要彻底澄清一下，这就是文艺创作中表现人性和人情的问题。
本来，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文艺，从来就不是无情的东西；社会主义文艺，更不应是无情的东西。文艺的许多特点之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有情。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所当然地要表现革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从而教育、感染和影响人民，也促进人性的丰富和发展。
但是，许多年来，无论在文艺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人性和人情问题都被弄得混乱不堪。早在五十年代后期，有的人就把文艺表现人性、人情问题搓成了“人性论”“人情味”这样一根打人的棍子；棍子落到林彪、“四人帮”手里，被搞得更加荒谬绝伦，成了他们绞杀革命文艺的大棒。他们在人性和“人性论”之间硬画上了等号：不论作品写的是什么样的人性，一概贴上“人性论”的标签，把它拱手送给地主资产阶级，然后对作者和作品大张挞伐。他们不许写情，不许写爱。谁写了情，就一定是“人情味”，谁写了爱，就一定是“人性论”。就连战场上的英勇牺牲、革命斗争胜利的欢笑，以及战友之间的深情和怀念先烈的泪水，都成了罪不容诛的了。谁写了，就是“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就是“渲染和颂扬革命战争的恐怖和苦难”。描写革命战士壮美胸襟和崇高人情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挨了这种大棒。表现劳动人民深厚情谊和真挚人性的小说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也被这种大棒打翻在地。我曾经写过一些描写革命战争的艰苦困难和战士思想情感的短篇小说，无非是接触了一点父子、夫妇、兄弟、战友之间的关系，描写了一点生离死别的人之常情，也被一律扣上了“人性论”的帽子，被说成是：“用精心炮制出来的孤儿寡妇的眼泪作炮弹，肆无忌惮地攻击革命战争。”
早在十八年以前，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注意到文艺创作中不敢写无产阶级人性的错误倾向。他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问道：“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并且批评有的人“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他尖锐指出：这样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分析来看问题，而是从唯心主义看问题”。这番话，当时就为我们提供了拨乱反正的有力武器。
文艺创作是写人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写人，就要描写活生生的人，就要写人和人的关系，就要写人的特定的悲欢离合的命运和喜怒哀乐的感情。只有把真实具体的人性和人情表现出来，才能创造出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才能把阶级性体现出来，形象才能具有艺术感染力量。
文艺要有情，作品要表现革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这不仅是文艺的特点、创作的规律，也是为现实生活所决定的。革命人民是最富有人性和人情的。他们有深沉的爱，也有强烈的恨，他们有欢乐也有悲伤，他们为革命流血流汗，有时也流下眼泪。这种情感，这种人性，闪耀着革命的光辉，表现了革命的人性美、人情美。在毛主席写作的《蝶恋花》、《贺新郎》等优美的诗词里，就洋溢着这种深厚的情和爱。“一声周总理，双泪落襟前”，《天安门诗抄》里那些人们用血和泪写下的诗篇，对人民的好总理爱得何等深沉，对“四人帮”恨得又何等痛切！最近听说：贺龙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折磨，身体极其衰弱了，一天夜里晕倒在走廊上。看守的战士把他抱回床上。当他醒来时，听到那个战士在窗口轻声地唱：“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贺老总，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帅流下了深情的热泪。这不是最真挚的人性、最动人的人情吗？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正是要发现、搜集、体验、理解这些美好的心灵里所流出的人间最美好的感情，认识这种革命的人性美，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把它们表现得更高、更强烈、更美。
林彪、“四人帮”拿“人性论”的大棒打我们，不让我们描写革命的人性和人情，是毫不奇怪的。他们那卑污的灵魂浸透了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毒液，是一伙灭绝人性、无情无义的丑类，当然不会爱革命人民、不会爱人民之所爱，也必然要把人性抹尽灭绝了。
值得注意的倒是我们自己。由于曾经被“人性论”的棍子打过，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在创作中表现人性、人情问题，仍然还是一副精神枷锁。一接触到这个问题，或者杯弓蛇影、心有余悸；或者道理上虽说通了，拿起笔却信心不足；或者身有余毒，还在走“无情最保险”的老路。这些，都说明从理论和实践上澄清问题、解放思想的重要。
当然，敢于在创作中表现革命的人性美、人情美，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个善于表现的问题。真正的人民的人性和人情，只有深入人民的斗争生活，并不懈地坚持思想感情的改造，才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