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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版()
专栏：

出路
本报记者 田流
“三天后，国务院联合检查组就要来处理你们破坏国家森林的问题……”。
春节刚过不久，吉林省汪清县委给十里坪公社下了这样一个通知。看来，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
“怎么办，怎么办？”公社干部们围着党委书记要主意。可是，党委书记一直低着头看那个《汪清林业局关于十里坪公社炭厂违犯林业政策情况的报告》；就是这个报告送到国务院后，才引起国务院的重视，让林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吉林省林业局组成联合检查组前来十里坪公社的。
“别看啦，背都能背，还看什么！”人们见党委书记老是不吭声，焦躁起来，七嘴八舌地催促他快拿主意。有人干脆就背诵起《报告》来：十里坪公社不听林业局多次劝阻，不顾林业政策，强行建造一座炭厂，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七年底，盗用国家木材一万多立米，损毁大量幼林，仅大平沟一块不满三百五十垧的造林地上，就损毁幼树五十万棵，他们的行为已达犯罪程度……
“大家研究研究，看该怎么办。”党委书记盛贵山终于说话了。
“还研究什么”，好几个党委委员几乎同时说，“趁检查组还没有到，赶紧停火、拆炉、清理现场，把烧出的木炭、松焦油和剩下的木头，统统上交国家。”
“不。不能这样作。”老盛沉静地说：“要照旧烧炭炼油，现场也别动。”
“等挨处分？”
“不能为怕受处分，就欺骗上级，欺骗国家。”老盛坚持自己的意见。“再说，是不是错误，受不受处分，还说不定呢！”
“还说不定？少说开除党籍，弄不好还得判刑坐牢。”
“这事是我干的，和同志们无关，有什么事我一人兜着。”
“我们也是赞成的呀！”
“主要责任在我。”老盛说：“好啦，咱先不说这事。季节到了，生产要紧，先研究研究春耕问题吧。明天大家统统下生产队领导春耕，家里留我一个人接待检查组。”
党委会整整开了一夜，天快明才结束。大家匆匆忙忙吃了早饭，就分头到生产队去了。老盛把大家打发走后，回家拿了两件换洗的衣裳，连同洗脸用具包了一个小包，放在办公室不显眼的角落里。他想，还是有点准备好，万一真的要坐牢哩。老盛把一切准备好以后，就坐在办公室里等。他急切地盼检查组快点来，可又怕它来。就在这七上八下的烦躁中，他断断续续地回忆着这些年来自己的所作所为……。
那是一九六一年春天，上级调盛贵山到十里坪公社工作。这个公社地处深山密林，全公社还不到四百户人家，竟稀稀拉拉居住在七十多里长的大山沟里。说是有四百来垧地，那是什么地呀，三四寸土层下面就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东一巴掌西一小块，七零八落地躺在高高低低的河滩上，好年成亩产不过百来斤，人们辛苦一年，收的那点粮食还填不饱肚子。干部们告诉他，这里是“三靠”公社：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社员们告诉他：早年，十里坪有六七百户人家，因为这里太穷太苦，人走了，家搬了，只剩下眼下这四百来户了。最使盛贵山焦心的，是不少干部不安心，想方设法找“理由”要求调走。有的干部在这里工作了四五年，还不肯把家搬来，甚至连条被子也不带，东一宿西一宿地打游击，准备随时离开。盛贵山想：干部没有扎根山区的思想，怎么稳定群众情绪，更别说带领群众改变山区面貌了。于是决定首先作好干部的思想工作。他对同志们说：“党派咱们到山区来，不是为了叫咱们吃苦，是要我们改变山区穷困面貌，把山区建设好，变苦为甜。”几天后，盛贵山不声不响地把年近六十的老母亲、一个四岁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和爱人，统统搬到十里坪来了。盛贵山的行动，感动了干部。那些在这里工作四五年还没把家搬来的同志，也先后把家搬来了。干部思想稳定后，就带领群众积肥运土改良土壤，修堤筑坝，治水保田。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产量高起来了，社员的生活也好多啦——这个“高”，这个“好”，只能跟自己过去比，跟别处比还差得远。过去吃粮靠返销，现在勉强够吃了，过去生产靠贷款，现在虽然不再靠贷款啦，可旧欠仍没力量偿还；至于生活，除勉强填饱肚子外，吃油买菜，生灾闹病、添置衣裳还是困难得很，还得靠亲友帮助、国家救济。
治河治水、改土造田，应作的事都作了，为什么还不行呢？老盛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人口增多了，可土地还是过去那些。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吧，不可能。山沟宽的地方不过五七百米，窄处才一二百米，能开垦的地方都开了，沟两旁全是国家山林，一来政策不允许，二来也不能毁林开荒破坏水土呀。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这里气候太坏，无霜期只有百来天，春寒去的晚下不了种，秋霜来的早又结不下籽，三年两头闹灾荒，生产波动很大，一上一下有时竟差一半年成。
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盛贵山同大家商量决定：把山林里丢弃的朽木拣回来烧炭炼油。开始的时候，虽然也有人担心这是不是“重副轻农”，总的说起来还算平安无事。一九七三年以后，问题就来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四人帮”刮起的那股邪风，也吹到深山老林里来了。说他们这样干是“资本主义”，批评盛贵山“光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最初，盛贵山耐心地解释说：“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社员生活，不能叫资本主义。要是把这也叫成资本主义，啥叫社会主义呢？叫人们缺吃少穿、生活穷困是社会主义？”
他同社员说：“咱脸朝地背朝天，低着头干了十来年，还是解决不了生活困难，这才抬起头望见了山林里那些丢弃的朽木，找到了利用山林自然资源发展社队副业这条出路，咋说咱不抬头看路呢？”
社员们拥护盛贵山，反对的人拿不出道理驳倒盛贵山。但那些受“四人帮”极左思潮毒害较深的人却不肯罢休，就给他扣帽子，说他“违犯国家林业政策”、“搞唯生产力论”。老盛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只要他看准了的事情、对的事情，棒子打不转，拖拉机拉不回。他问那些人：
“啥叫政策，把风倒木、枯站杆、采伐后留下的松树根扔在山林里烂掉是政策？把这些东西拣回来，变废为宝，改善群众生活，支援国家建设是违犯政策？”
“啥叫唯生产力论咱不懂，只知道搞不好生产没饭吃、有苦受。”
辩又辩不赢，帽子压不住，那些人就采取强硬手段，拦截他们的运炭车，没收他们拣来的木头，还扬言要拆他们的烧炭窑。盛贵山也不含乎，“我是共产党员，不能看着国家的财富白白烂掉，不能让社员守着宝山受穷”，硬是戴着“资本主义”的帽子，挨着“唯生产力论”的棍子，坚持办木炭厂。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随着时间的前进，木炭厂越办越兴旺，收入也越来越多。几年来，他们用烧木炭、炼松焦油收入的钱，修了一座电站，架起高压线，使全社十八个生产队用上了电力；买了两部卡车、四台机床、五台拖拉机，办起了自己的机耕队、铁工厂、木工厂、粉坊、养猪场、木耳场……；给全公社五个大队中三个较困难的大队，每队买了一台二十四马力胶轮拖拉机，给每个生产队买了三辆大车和一套喷灌设备；还无代价地用公社的拖拉机给生产队耕地、修筑堤坝。在社办工业的支持下，十里坪公社的农业生产，一九七六年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社员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公社集体经济扩大了。
十里坪公社摘掉了贫穷落后的旧帽子，但却又戴上了“盗窃国家林木，破坏国家森林”的新帽子。
老盛越想越气愤，已经忘记他是在等检查组。正在这个时候，国务院检查组的同志推门进来了。没等大家坐稳，老盛就把自己想不通的事，一五一十地向检查组作了汇报。检查组对老盛谈的问题没有表态，却严厉地向他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大量毁损幼林呢？”
“回头我领你们去看看大平沟那块育林地”，老盛平静地说，“关里一亩地种多少棵棉花？一块不满三百五十垧的育林地，我们就是给它剃了光头，有五十万棵么？再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砍幼树？同志，我们是新中国的农民，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
检查组在老盛的陪同下，查看了山林、大平沟育林地，最后来到了烧炭厂。他们看了满是朽木、松根的堆料场，看了由几口旧锅建起来的烧炭炉，看了堆得象小山一样的亮晶晶的木炭和一桶桶松焦油，最后在一垛码得整整齐齐的木材垛前停下来，惊愕地问：“这是那里来的，也是朽木吗？”
“是从拣回来的朽木中截下来的，”老盛汇报说，“凡是能用的木材，哪怕只有几寸厚，我们都把它截下来，交给国家。几年来，我们已从拣回的朽木中截下二百多立米木材，交给国家了。”
“好！好！老盛同志，你们干得好，做得对。”检查组的同志紧紧握住老盛的手，高兴地说，“你们为林区公社闯出了一条走向富裕的路子，要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要农工结合，放手干下去吧！”
检查组走后，全公社五个大队都办起了松焦油木炭厂。一九七八年收入了三十五万元，今年将达到六十万元。一九七八年，每个社员平均收入一百六十四元，今年会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