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到南阳——伏牛山区散记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从洛阳到南阳
——伏牛山区散记
在金色的秋天，我们从洛阳出发，访问了伏牛山区的偃师、宜阳、灵宝、卢氏、栾川、西峡、淅川、内乡、南阳等县，行程六千里，看了四十几个社队。洛阳到南阳，所见所闻，令人兴奋，给人启示。
搞了三十年，现在摸到门了
河南省洛阳地区和南阳地区，今年粮食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林牧副各业也有显著发展。谈到好年景的原因，人们说：人努力，天帮忙，政策带来丰收粮。“天帮忙”实际应打折扣：一场伏旱和二十天连绵秋雨，曾给今年丰收造成威胁。“政策带来丰收粮”倒是实实在在。两个农业文件的贯彻，特别是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健全，成为今年农业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们访问的第一个点，偃师县诸葛公社司马大队，一九七○年以前是个吃统销粮的后进队，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实行责任制，一九七三年粮食产量大增，公社奖了他们一匹马。没想到第二年批林批孔，县里说他们路线不对，奖励的马又给牵走了。这个队的干部、群众不服气，一九七五年春天，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继续实行责任制，而且把它由田间管理扩大到畜牧、工副业等八个方面。不过有一条：对内实行，对外保密。但是这个密没保住，一九七六年他们还是挨了批，批得粮食大减产。在司马大队秘密搞责任制的时候，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对队干部说：“你们干吧，我装作不知道。”这位好同志的做法，在当时情况下，已是难能可贵。这次他对我们说：“如今不同了，三中全会给我们撑了腰，壮了胆，我们敢于放手干了！”据统计，洛阳地区今年百分之九十的生产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联系产量的占百分之三十；南阳地区百分之九十六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制，联系产量的占百分之七十多。
一路上，我们听到许多实行责任制后出现的新气象：过去经营粗放的远地、薄地，现在负责管理的人不怕路远，把肥料尽量往地里送，拖腿田成了增产田。过去栽红薯常常不够棵数，今年淅川县有位公社书记曾仔细检查过一百亩红薯地，竟没有发现一亩少秧地！干部高兴地说，实行了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社员由“只争千分，不管千斤”变成了“要得千分，誓夺千斤”，“搞了三十年农业，现在摸到门了”。社员高兴地说：“今年是集没少赶，戏没少看，活没少干，粮食和钱没少见！”许多地方增产的幅度大大超过原来的估计。
顺乎天理，得乎民心
伏牛山横卧在长江、黄河之间。这一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林木曾多如牛毛。贯穿此地的洛河，原来水量丰富，可以行船。这次我们行经洛河的时候，虽然盛夏洪水季节过后不久，但床内河水已归缩中心一线。到了上游，只见涓涓细流穿行于累累卵石之间。举目四望，光山秃岭，着实不少。
为什么水量丰富、林木多如牛毛的山区，变成了光山秃岭、“十年九旱”的地方？人们十分痛惜地讲起几次大的山林破坏。一九五八年，满川满坡的合抱大树在小高炉中化为灰烬；此后困难时期毁林开荒，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大片大片山林，又遭洗劫。还有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导致“全面砍光”。极左、形而上学，有时猖獗得真象飓风一样啊！
人们同这种“风灾”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在地处深山的卢氏县官坡公社沙沟大队，党支部书记吴焕章告诉我们：八九年前他们就大量嫁接栗子树，当时有人指责他们“路线不对”，他们没有听。后来又不断有人来检查他们改山造田的情况，他们就把社员派到很远地方干活，叫来人看不见。他们用“阳奉阴违”的办法发展了林业。而今，这个一百八十三户的大队已经拥有两万多棵栗子树了；其中有个生产队，平均每人二百五十棵！
栾川县合峪公社石村大队，过去片面抓粮，抓不上去，他们被“逼上梁山”，大胆抓了多种经营。结果钱多了，粮食也上去了。现在家家有余粮，四十八户，四十六户有存款。去年分配平均每人一百一十元，今年光木耳、竹子、苇子、核桃等项收入，每户就可分五百多元。
这些事例使我们更深地懂得，广大农民为什么那样热烈欢迎两个农业文件：党中央把“顺乎天理”——按自然规律办事的权力还给了他们，这怎能不“得乎民心”呢！
山区农民富起来并不难
在内乡县赵店公社袁寨大队，我们访问了党支部副书记赵振山。他是五十年代初期退伍的荣誉军人，曾四次负伤，二等甲级残废。复员后，他想，自己能劳动一点，就不用事事靠国家，于是养了几箱蜂。他常对别人说：“这些蜜蜂都是喷气式飞机，一群蜂每年可以给你运来一百多斤蜂糖！”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空军司令”。没想到，这些蜜蜂却给他招来灾难。文化大革命中，他这个“空军司令”被抓住了，蜜蜂被没收了，还让他背着被子、拿着别人写的稿子，到各队去检讨。他想不通，扔掉检讨稿子逃跑了，当然，接着是更严厉的批判。
在“穷光荣，富可耻”极左思想影响下，经历过如此遭遇的岂止一个赵振山？当时许多地方制定了一些“政策”“禁令”，真叫人啼笑皆非。羊倌放羊，“羊群赶上山，两眼望着天”，看见贵重药材，一脚踢开，这是“一心为公”，拣起来就是“私字当头”；大量橡籽、橡壳、鹿茸、蘑菇烂在山里不拾，那是“社会主义”，拣回来卖给供销社，却成了“资本主义”；那时候“黑虎团（猪）、白虎团（羊）、外加一个机枪连（鸡）”统统在扫荡之列。一位领导在台上宣布“七不准”、“八不准”，社员气得在底下说：“还应该加上一条：不准吃饭！”
三中全会把人们从这些禁锢中解放出来。内乡县委书记找到赵振山对他说：“你可以‘官复原职’，继续当你的‘空军司令’了！”赵振山又忙起来，他养了蜂，还养了牛、羊、猪和土鼋（俗名土鳖，药材），合计起来，每年有千八百元收入。赵振山喜滋滋地对我们说：“现在我觉得有奔头，想多活几年了。第一步，我想买个轻便摩托车，进县城看看戏；第二步，我还要买个电视机呢！”
在卢氏县杜关公社郑家湾大队，我们还看了社员王喜财的一家。前几年，他因搞家庭副业被连续批斗二十多天，还被戴上“私字疙瘩”的帽子。如今，这个座落在半山腰的小院落，各种营生又恢复起来了。一角是鸡窝、鸭舍，另一角是猪圈、兔苑，窗下还摆着一排蜂箱。除王喜财和他弟弟在队里挣个好劳力工分以外，光这些副业，每年就给这个四口之家增加两千元左右的收入。
“要让农民富起来！”这句当初受批判的话，已经成为鼓舞人心的口号。有的县还提出了“县委支持富，干部带头富，社员敢于富”的要求。要使农民富起来难吗？群众掰着指头算过帐，绝大多数农户，养一头牛、一头猪、两箱蜂、几只羊、几十只兔和鸡鸭，再加上采摘山货，每年收入五六百甚至上千元，是可以做到的。随着集体生产发展，再加上这些“补充”，农民富起来不是很难的。
艾丰 朱习华 黄少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