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探故友——访四十一年前与白求恩大夫一起来华的加拿大护士尤恩女士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万里探故友
——访四十一年前与白求恩大夫一起来华的加拿大护士尤恩女士
陆璀
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幕的《白求恩生平事迹展览》上，我在一幅珍贵的照片前驻足凝视了很久。那是白求恩大夫和他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来中国前，在加拿大温哥华码头上的合影。在白求恩左旁，是一位身材健壮的青年妇女。圆圆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敞开的大衣领里，露出白色的围巾（见上图）。
凝视着照片上的这位青年妇女，我眼前又出现了不久前访问加拿大时，特地去探望过的一位老太太的形象：她已经六十七岁，脸上的皱纹刻划着流逝的岁月；半身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活动，但仍然精神矍铄。
那位半身不遂的加拿大老太太，和那幅照片里站在白求恩大夫身旁的那个年轻妇女，是同一个人。她，就是当年曾经随白求恩大夫一起到中国来的加拿大护士琼·尤恩。
在中国，谁都知道白求恩大夫，可是知道琼·尤恩的人却很少。其实，琼·尤恩也曾在中国同我们一起生活和战斗过，同中国人民共过患难。她和白求恩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到延安和晋绥解放区工作过。后来，她又到皖南新四军。那时她才二十多岁，是加拿大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女儿，性格开朗，富有朝气，能吃苦耐劳，适应战争环境，被人称赞是一位出色的看护。一九三八年十月，她又从延安来到汉口。当时，广州已经沦陷，武汉危在旦夕。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尤恩随着李克农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最后一批撤退人员，乘轮船离开汉口。路上遭到日机的猛烈轰炸，历尽艰险。她和另一位同行的德国女作家一起，在沿途运用非常简陋的工具、土药，尽力救护和医治遭受日机轰炸扫射的伤病员。经过多天的徒步或舟行，好容易才到达长沙，找到了周恩来同志；可又碰上国民党烧起来的一场大火。他们在周恩来同志的沉着指挥下从火海里逃生。经过曲折艰辛，尤恩才辗转来到了苏皖边界的新四军地区，在新四军军部的后方医院工作了半年，于一九三九年春末离开中国，返回加拿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恩曾两次满腔热情地给敬爱的周总理来信祝贺和问候，并寄来了一些有关白求恩的图片资料。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为了感谢在我国人民困难时期曾经援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中华医学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曾先后邀请她来华访问，可惜她都因病未能成行。但她热爱新中国，带病参加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活动。一九七六年八月，白求恩故居建成白求恩纪念馆时，她以有病之身，不远千里，从加拿大东部赶去，坐着轮椅，参加揭幕典礼（见下图）。可是，后来由于生活的变迁，我们跟她失去了联系。给她去信也因“查无此人”而退回。一度传闻她已因重病去世。
琼·尤恩是不是还活着？她在哪里？这是她的许多中国老朋友所关心的，也是我们对外友协代表团今年九月到达加拿大访问时，到处打听的一个问题。费了很多周折，直到最后一站的温哥华，我们才确切地了解到，原来她还活在人间，但已半身瘫痪，迁到维多利亚同她的女儿住在一起了。
这使我们喜出望外。王炳南团长立即决定，要在原定日程安排之外，专程去拜访她。原来，四十一年前，当白求恩和尤恩来到中国时，正是王炳南同志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第一个去接待他们的。尤恩后来从汉口撤退时，也和王同行。他们是共过患难的老战友。
维多利亚位于温哥华岛南端，和温哥华市隔着一道海峡。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决定乘坐快速的水上飞机来回。
那是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王炳南同志和我，由维多利亚加中友协的狄隆先生陪同，从温哥华前往维多利亚。那天，正值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小巧玲珑的飞机在离水面仅几百米的高度飞行。俯瞰绚丽的海岸，枫叶如丹，层林尽染，浩瀚的碧波上，岛屿片片，白帆点点，风景之美，令人心醉。
炳南同志却一直在沉思，似乎在追忆往事。他关照我们，见到尤恩时，先不要介绍他的姓名。
在维多利亚僻静的天鹅湖路上，我们终于找到了尤恩的住所——一幢简朴的小楼。按铃后，一个女孩来给我们开门。就在大门左边一间不大的屋子里，临窗的一张靠椅上，瘫坐着一位老妇人，下身覆盖着一条毯子，头发几乎全白，但却梳理得很整齐，脸色微微发红，看上去还很有精神。她用又惊又喜的眼光打量着我们这两位来自远方的中国客人。
我们走上前去同她亲切握手，没有通报姓名，只说是对外友协代表团派来探望她的，并送给她一束鲜花和一个中国传统的工艺品钧瓷花瓶，表示对她的敬意和慰问。
她让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我们首先关切地询问她的病情。她安详地回答说，由于脊椎骨结核和风湿性关节炎，她的双腿已不能走路，肾脏也已因病切除了一个。有这样严重的疾病，却仍如此泰然自若，不能不使人感到她是一位坚强的人。
“看你的精神还不错。脑子怎么样，还好吗？”炳南同志亲切地问。
“还好！”尤恩微笑着回答。
“你是什么时候到中国，什么时候到延安的？”炳南同志试探地问，尤恩都准确地回答了。
“还记得你第二次到汉口时的情形吗？”
“记得！那时汉口已快陷落了。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一起坐船离开汉口的。”
“和你一起撤退的有谁？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记得，有个王炳南！”她迅速地答道。接着，她又一面回想，一面断断续续地举出另外一些人的姓。
“后来你还听到过关于王的消息吗？”
尤恩略显窘迫地回答：
“噢，很少。只听说他当过大使”。
“你还记得他长的什么样吗？”
“记得”，她一面回答，一面用一种疑问的眼光探索着对方的脸。
“那末，如果他出现在你面前，你还能认出他来吗？”
“啊，你——，你就是王炳南！”她惊喜地喊了起来。炳南同志呵呵大笑着走过去，再一次和她紧紧握手，久久地不放。真是故友重逢，倍感亲切。
炳南同志这才把我介绍给她，并说，四十年前，我曾经到过加拿大，向加拿大人民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并为白求恩援华医疗队和国际和平医院募款。尤恩高兴地说：
“我见过你的。你在多伦多那个群众会上讲话时，我也在场。那个会是麦克劳德主持的”。（麦当时是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的主席和加拿大援华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十年前不幸去世。）
辛弃疾有诗云：“白发多时故人少”。四十年的岁月，象流水一样逝去。多少战友、亲人和与我们共患难、同生死的外国朋友，已经献出了生命，离开人世了。在这远离中国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乡，我们又跟别离了四十年的老战友琼·尤恩会面了。这是多么难得的、珍贵的会见啊！
他们深有感慨地回忆起当年从武汉一起撤退那一段同甘共苦的战斗历程。
“我写了一本书”，尤恩说，“名叫《高山是可以攀登的》，内容写我在中国的经历，出版后我将寄给你们”。
“那太好了，谢谢你！”炳南同志说，“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最重视友谊的。凡是在我们困难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曾多次邀请你再访中国，可惜你都没有来成。现在中国和你当年见到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了。我们正在进行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欢迎你恢复健康后再到中国来看看。”
“我也这样希望。可是……”她说不下去了。
时间已到，我们不得不和她紧紧握手告别，并祝她早日康复。尤恩的眼里闪着泪花，我的眼睛也感到热辣辣的。
我走到门边，又回身望她，看到她那瘫痪的身体和依依惜别的目光，我忍不住又回去紧紧地拥抱了她。（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