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手写各种生动的人物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放手写各种生动的人物
洁泯
繁荣文艺，需要题材多样化，与此有关的，还需要人物的多样化。在现时的作品中，人物的风貌和性格尚显得单薄，有些人物的面影还不免近于类型化。
文学是写人的。写人就须写得活，如鲁迅所说的要画眼睛。作家的艺术才能的高下，就在于在作品中能否画出人物的眼睛来，写出人物独特的精神神态，即各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物走过的不同的生活道路和不同的命运。这几年来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个性化的人物，如方凌轩、庄济生（《丹心谱》）、谢惠敏（《班主任》）、欧阳平（《于无声处》）、王公伯（《神圣的使命》）、郭祥、杨雪（《东方》）等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前正在谈论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主人公乔光朴，他不同于别的作品中出现的老干部形象，在于其性格独异，是个具有铁腕风度的爽朗、执著、大胆、果断的人物。在工作中勇于迎接困难，在棘手的时刻多谋善断，这些气质，增添了这个人物性格独异的色彩。人物性格只要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在作品的主题和艺术的感染力上有所增益，就不妨大胆地写，大胆创造。
莎士比亚的三十几个戏剧，人物众多，但面影雷同是极少的。他写的哈姆莱特、奥瑟罗那样出色的典型固然各有鲜明的面影，就以他的戏剧中出现的不少阴谋家的形象来说，面目也各有不同。《奥瑟罗》中的伊阿古，诡计多端，善于伪装；《麦克佩斯》中的麦克佩斯，凶残贪婪又心怀恐惧；《哈姆莱特》中的克劳狄斯，貌似平和但心狠手毒。《红楼梦》中钗黛之迥异自不消说，即使是被迫害而死的丫环如晴雯、鸳鸯、司棋，也各有其不同的心灵和身影。《儒林外史》写了不少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世际遇，人物面影几乎无一相象。从来文学作品的传世之作，在它的艺术工力中，极重要的还在于它写了活生生的各种各样的人，用以反映和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生活。
人物是时代的印记。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样、生动变幻和庞大复杂的。生活中的欢乐、悲苦、正义、邪恶、抗争、虐杀等等一切现象和故事，在文学作品中都须通过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一部《水浒》，写逼上梁山的英雄人物也是多种多样的个性化的人物，但《水浒》不止写了这些人物，还写了郑屠、牛二、西门庆、何九叔、王婆、郓哥等等另一些人物，这就使《水浒》在描述北宋社会人民的斗争生活和社会风貌上，更显得丰满和有血有肉了。我们的文学，倘若只有写黄继光、董存瑞、雷锋，而没有老舍、赵树理作品中那种生活里常见的人物，没有马烽、茹志鹃笔下的劳动人民平凡的面庞，那么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将会显得单调。
文学作品的人物多样化，是艺术本身的要求，也是人们所希冀于艺术的。比如看戏，倘若台上的人物都面目相仿，平淡无奇，这样的艺术品，自然要为观众所齿冷。有些作品所以乏味，关键在于忽视人物性格的创造。不少作品的人物总是以说教的面孔出现，不是通过人物本身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和情节的发展中，在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中展现出性格特征来。这种情况，大抵是多年来艺术上某种干预造成的，例如反对写真实，对现实主义深化和中间人物问题等作了不应有的批判，只许写英雄人物的高大和不许写英雄的缺点等等。
文学作品应当塑造英雄人物，应当为无产阶级写出自己的理想人物和学习的楷模，这是社会主义文学所要求的。拿已有的作品来说，朱老忠、杨子荣、许云峰、周大勇、欧阳海、梁生宝等令人崇敬的人物之所以为人们所难忘，就是因为作品描绘了他们走过的不同的革命历程，赋予了他们不同的个性的缘故。
对于允许写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的缺点和成长过程的问题，如今同意的人多起来了。人既然不是神，按照人物的本来面目作历史的真实的描摹，正是艺术的现实主义所要求的。京剧《杜鹃山》的戏本身并不坏，但是柯湘这个如同尊神一样的人物不苟言笑，令人望而生畏，使人感到是不真实的。十几年前有过一场关于《三家巷》、《苦斗》的讨论，到后来，与其说是讨论无宁说是批判。有人认为小说写周炳这个人物是颂扬了小资产阶级，因而小说是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周炳是冒充无产阶级的。对欧阳山同志这两部小说可以非议，对周炳这个人物也完全可以品头论足，但是离开了特定的历史背景，把六十年代人们对英雄人物的看法及其模式，强加于二十年代的一个青年头上，总不能说是高明的。倘若小说把周炳一出场就写成柯湘一般的威风凛凛的人物，当时可能会投合有些人的口味，倒不失为趋时之一法，但可惜却因此失去了艺术生命，即失去了生活的真实。英雄人物经由的道路不同，英雄人物需要成长，这是生活的逻辑，因此英雄人物的典型必然是多种多样的。
文学评论中常用的“中间人物”这个词，把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除外的大量人物都称之为中间人物，严格讲是不很科学的。倘若按照思想分类，这“中间人物”中有很多是具有先进思想的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对他们誉之为英雄虽不足，但贬之为思想上处于不前不后的中间状态，也不确切。赵树理、马烽、茹志鹃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并不是后一类人物。当前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不少受迫害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有的虽不能称之为英雄，但也不应该看作是中间人物。人的精神面貌是复杂而变化的，有的人在某些问题上的表现并不先进，在另一个场合的表现却并不落后。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中写的邹宇平，就是一个例子。用政治上左中右的标准来划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虽然省事，但其实是很不相宜的。生活比思想丰富得多。人的思想云彩的复杂与变化不能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格式，弱者有坚强的时候，正如勇者有时不免会颓唐一样。人物形象的塑造只能从生活出发去写各种人。既写可歌可泣的事迹，也写虽有微疵，但不失为智者勇者的形象；既描绘人物的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也摄取平常人物身上出现的闪光。要反映我们的生活、时代，题材的路子是宽阔的，人物的路子也是十分宽阔的，所以，既可以从英雄人物看我们的时代，也可以从其他人物看我们的时代。
还有，关于反面人物和落后人物。反面人物既然是社会生活中矛盾的一方，那末在反映各个时代的面貌时，自然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反面人物也有个多样化的问题，倘若把他们写成一个类型，一个脸谱，就会构成艺术上的损伤，因为生活中的反面人物远不是这样简单，人们知道的常常比作品中告诉我们的要复杂得多。我们许多作品中的反面人物，似乎是共性的居多，个性化则不足。人物的共性化并不能创造艺术，脸谱化和雷同化也并不能照出那些人物的灵魂。
艺术上倘能描绘出成功的反面人物和没落人物，一样可以传送出时代的信息来。《茶馆》中的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都是善良的然而又是那个时代的没落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用撒纸钱、唱葬歌埋葬了自己，这结局也宣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作者对他们是充满同情的，但是又表露了作者含着眼泪的无可挽回的告别心情，因为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产生了，作者已经用喜悦的感情带着观众一同走进新时代的激流中去了。高尔基晚年的作品，不论是《阿尔达莫诺夫的一家》、《耶戈尔·布雷乔夫》，都不是以正面人物做作品的主人公，而是以资产阶级阿尔达莫诺夫一家、布雷乔夫这样的反面人物来展示俄国革命前夜的时代图景的。可见，写没落人物和反面人物，或者以这样的人物为作品主人公，都可以看作从别一个侧面反映现实和反映时代的创作手法。
作品中究竟要写什么样的人物，并不需要有什么人为的规定，归根结蒂应取决于作家对生活与人物的熟悉程度。只有对具体人物的思想、性格、面貌、身影了解得愈深，反映现实的深度也就愈生动。既然熟悉生活的关键在于熟悉人物，那末依循这个艺术规律去从事文学创作，打破在写人物问题上的清规戒律，深入生活，放手写各种生动的人物，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