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讳”周修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说“讳”
周修强
年少时读古书，遇到该是人名的地方空一个字，或写为“某”，或写为“讳”，不得其解。稍长，才懂得这是在避讳。避讳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习俗。避讳出现于周朝，到秦、汉形成制度，唐、宋更为严密，一直沿袭到民国时期，流行二千多年。
避讳，最初是后代子孙表示对祖先的尊敬，不敢直呼其名，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君臣父子隶属关系的制度。臣下不得直书当代君主之名，子孙不得直书父祖之名，凡人不得直书圣贤之名，必须用其他字代替。
秦始皇名政，或作正，秦时称“正月”为“端月”。汉高祖名邦，汉代诏书引用《尚书》的话“协和万邦”，写成“协和万国”。光武帝名秀，“秀才”改称“茂才”。西晋因为皇帝的祖父叫司马懿，晋人编《三国志》时，把蜀汉的张懿改名为张益；皇帝的伯父叫司马师，当时京师改称京都、京邑，官名太师改称太宰。隋朝人注《广雅》，改名《博雅》，避隋炀帝杨广之讳。唐高祖的父亲叫李昞，唐人连“丙”字都不能用，用“景”字代替“丙”字，丙申作景申，丙寅作景寅；唐朝人注释《史记》、《汉书》时引用《世本》都写作《系本》，因唐太宗名世民。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总之，凡与帝王名字相同的人名、地名、官职、书名、物名等等，都得用其他字代替。
圣贤之讳也得避。孔子名丘，宋朝把瑕丘县改为瑕县，龚丘县改为龚县。金时下令不得用周公、孔子之名。“丘”字只能写作“?”或“邱”。宋朝还禁止以“伯阳”为名，因伯阳为老子之字。圣人、贤人都称子而不名，也是避讳的一种方式。
避家讳，不得称父母、祖先、尊长之名。司马迁父名谈，他编《史记》提到赵国的赵孟谈，就写成赵孟同。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淮南子》，引用《老子》中的话“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改为“高下相倾，短修相形”，是为避其父刘长之讳。避家讳最突出的是李贺的故事。“李贺字长吉，……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新唐书·李贺传》）后来韩愈写了一封信给李贺，劝他参加进士科考试。李贺文名大噪，又有韩愈等为之鼓吹，进士及第并非难事。当时妒忌李贺的人说，李贺父亲名字叫晋肃，晋与进同音，李贺不应参加进士科考试。韩愈对此甚为不平，写了《讳辨》为之辩护。《讳辨》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理直气壮地驳斥避讳之荒唐。但是，李贺还是不能考进士，只能担任协律郎那样的小官，郁郁不得志，死时才二十七岁。
中国封建社会里，不仅对帝王、圣贤、祖先要避讳，对上司、对官员也要避讳，一不小心，偶尔触犯，就会大祸临头。
讳，无论是严禁直呼君主、圣贤、尊长之名，还是不准议论君主、圣贤、尊长之过失，都是为了维护帝王将相的权威和尊严，为了维护宗法制度，禁止犯上作乱，所以大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推行，盛行二千多年。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洪宪复辟”时，还把北京煤铺墙上的“元煤”两字全部涂掉，因为“元煤”与“袁没”谐音，袁氏没落，那还了得。“元宵”被改为“汤圆”，“元宵”与“袁消”谐音，袁氏消亡，当然得改掉。足见袁世凯称帝时，其内心是何等虚弱。
讳，是剥削者维护他们的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需要靠讳来维护任何人的权威和尊严。从本质上说，讳跟我们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现在讳的影响仍继续存在。林彪、“四人帮”搞现代迷信，神化领袖，不让用同志来称呼领袖，废除除党中央主席之外的一切主席职称，这不是明显的封建遗毒吗？三年来，对林彪、“四人帮”搞的现代迷信进行了揭发批判，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的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但是有些人还是改不过来，开口书记，闭口部长；也有少数领导干部喜欢人家叫他的官衔，而不乐意听“某某同志”。这些同志，了解一下“讳”的由来，不是没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