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自由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通信自由
乐秀良
一九六九年一月五日，张志新同志在狱中写了一封家书。可是，这一封充满革命激情和夫妻、母女情意的诀别书，落入了“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一伙的魔爪，竟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给曾真的信”的名义，分别纳入两个人的档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三年，张志新同志的千古奇冤终于得到昭雪，这一封十年前写的信，才获得自由，到达了收信人手中。
唐代大诗人杜甫遭安史之乱，在长安写下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绝代名句。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年代，我们许多同志不是也都有“棚中无日月，家书抵万金”的深切感受吗？可是也确实有不少信件，被非法扣压，致使云天遥遥，鸿雁路断，有的同志甚至因此而抱恨终身。在那年头，大量的书信遭到了同日记一样的命运，被抄走了，非法拆阅了，被歪曲、捏造，株连无辜，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冤案。
书信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互通消息、商量问题的重要方式，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革命导师的通信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书信，以及《鲁迅书信》和《鲁迅日记》，都是了解和研究他们思想的重要文献。
在旧中国，革命人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更谈不上通信自由了。处身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鲁迅，对此尤为愤慨。他在《两地书》的序言中，曾讲到在白色恐怖下，自己两次弃家出走，为了怕连累别人，大烧过两次书信的事，感慨地说：“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他还讲到自己在书信里遇到较为紧要的地方，“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旧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和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没有民主权利，没有人身自由，没有通信自由，这是毫不奇怪的。可是鲁迅在书信问题上的这些遭遇，却在六十年代的新中国重演，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通信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的历届宪法都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权利，保护公民有通信自由等等。但是，把法律条文变成事实要经过斗争，可能遭受失败，甚至付出代价。张志新是敢于冲破现代迷信，很早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英雄，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伟大的公民，她应该享受公民的一切权利。退一万步讲，她作为一个“政治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的有关规定，也没有任何理由扣压她的家书。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三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气魄，平反了大量冤案、假案、错案，也解放了大批信件。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我们从中受到很大的安慰。
保护公民权利和通信自由，靠领导的决心，也要靠人民的争取。当前，在抓紧平反冤案中，应把那些还没有处理的抄来的、扣压的信件，尽快退还给书写的主人。这也是消除余悸，增强信心，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团结一致搞四化的一个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