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
高岗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区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三日）
同志们！今天我向大家提出的报告，是关于东北国民经济恢复和重建的问题。这是现在我们党的工作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次代表会议的主题。我们需要把这一个主题研究清楚，以便我们全体干部、全体党员能够明确而负责地站在东北人民的最前面，而把我们这一个伟大的新事业引进到新的胜利。
一、东北在全国国民经济地位中的重要性
首先，我想提到东北在全国国民经济地位中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大家差不多都是明白的，但我在这里还要提到，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要着重说明它和我们东北全党同志的责任或任务有关系。我们在东北的同志工作好坏如何，不但直接影响东北的人民，而且还将影响到全国。
根据一些还不算完全精确但大致近似的数字，以一九四三年为例：东北煤的生产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九，生铁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七左右，钢材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三，电力占全国百分之七十八，铁路线占全国百分之四十二。重工业的若干部门，东北方面的数字，完全是压倒的。不但工业，即在农业中有的部门，例如东北的大豆，是在全世界闻名的，根据一九三八年的数字，它的生产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一。
毛泽东同志在去年党的二中全会上说到，近代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把东北工业也计算在里面，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左右，这是说明了中国经济的落后。但如果就东北范围来说，情形又不同了。同样地根据一个还不完全精确但大致近似的数字，以一九四三年为例，东北工业生产占东北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的百分之五十六左右。就是说，从东北这一个局部来说：它曾经有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工业规模。
同志们！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形，使得全国人民都注目于我们东北的重建工作，并希望我们的援助。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形，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经常指示我们，要我们好好地努力，把东北建设为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或重大基地。全国人民的希望以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对于我们东北人民说来，对于我们东北全体党员说来，都是极其光荣的。
我们的工作能够不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呢？能够不能够实现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所给我们的伟大任务呢？虽然我们东北经过几年战争的破坏，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抢劫，但是，我们的党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党，我们东北人民是在这样的党领导之下的战斗的人民，我们对于自己的责任就毫无怀疑的余地，我们必须和东北人民在一起，勇敢地挑起重建东北经济和发展东北经济这一个重大的担子，戒骄戒燥，稳步前进，达到我们的目的地。
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东北的完全解放，是在一九四八年冬天。我们在东北的整个范围内进行重建经济的工作，是在一九四九年便开始了的。我们有过关于这一年的恢复工作的计划，并为此投下二百万吨粮食的资金。我们这一年恢复工作的进展，可由工业部所属厂矿开工状况看出：我们接管的初期，开工的工厂是很少的，到四月份有了一百九十一个工厂开工，九月份增加到二百四十三个，十二月则增加到三百零七个。
一九四九年工业部系统的生产总值为七百九十六万吨高粱（军工生产在外），超过原计划的百分之四点二。其中，炼铁、炼钢、炼铜、采煤、炼焦、发电、机械制造等主要重工业，都超过原计划。有些轻工业部门（例如棉纱、棉布、纸），则没有达到原计划的数字。铁道运输计划，是提前完成了的。农业生产，则因为南涝北旱，实收一千四百五十万吨（副业生产二百万吨在外），只达到原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强。
私人资本的工商业，因为公营企业和农业的发展，有了订货和市场，也有它的发展。以沈阳一地为例：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十二月，私人资本的工业，由九千七百二十七家，增加到一万二千零零七家，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而其工人数则由四万二千五百九十人增加到五万零四百十三人，即增加了百分之十八。
我们的恢复工作，就公营工业的生产量来说，在一九四九年，达到了该项所恢复的一九四三年日伪工业的百分之二十九左右（业已破坏而很难或不能恢复的企业，不在计算之内），农产物则达到百分之六十七左右。这是极其值得注意的速度。特别是我们工业生产量恢复的速度，超过于原有工业设备恢复的速度。例如：炼铁设备，只恢复了伪满时代最高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五，而产量则达到伪满时代最高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纱锭设备，只恢复了伪满时代最高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六，而产量则达到伪满时代最高产量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这就完全表明了我们新民主主义公营工业的优越性质，表明了我们生产力可能迅速发展的伟大前途。
在这一年，工业与农业的比重是这样的：即工业生产由一九四三年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六左右降到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农业生产，则由一九四三年的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四左右，进而为百分之六十五左右。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工业的恢复工作，还大大地距离我们应达到的目标。但是，由于我们工业上恢复的方向是首先着重恢复生产手段的工业（一九四九年我们生产手段的产品总值，等于全部工业产品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四左右，而消费资料的产品总值，只占百分之二十六左右），按着这样正确的方向前进，如果还加上其他顺利的条件（例如购买工业设备能够如期实现的话），就能够造成东北国民经济改造的基础，能够使我们可能提供较多的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手段，以扩大国民经济，加速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从而可能争取于较短期间内，根本变更现在工业与农业的比重。而我们可以相信：到那时，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工业给农业提供了很多新的农具以及农民新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生产也必将随着大进一步。
我们的恢复工作，我们的经济发展，不但使我们得以支援了入关南下大军，而且是与改善人民生活相联系的。一九四九年工业就业人数，仅公营企业，全年增加了二十四万人。职工实际工资，由一九四九年五月份的平均一一○分，到十二月底增加到一四○分，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七，并实行了劳动保险。国家为职工支出的，除工薪外，劳保、医药、文教等费，约占工薪总数的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十一。粮布的交换比值，一九四八年冬天，一吨粮只换一匹又四丈布，到一九四九年末，则可换到二点八匹（北满、中满），同时布的质量也提高了。物价，达到相对稳定。前年，平均上涨八倍，而一九四九年平均只上涨百分之八十。农民负担，则比前年减轻了。一九四八年，征收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三，而一九四九年，仅征收百分之二十。
国家商店和合作社，供给了消费者以价值近三百二十六万余吨粮食的主要必需品，约占社会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四，并购入了各种粮一百三十八万吨，其他土产价值三十余万吨。国家商店与合作社在商业活动上比重的增大，就打击了商业资本投机捣把和操纵物价的各种危害人民生活的活动，保证了市场的相对稳定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志们！一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党不仅善于发动群众去进行土地改革与革命战争，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并摧毁其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而且能够领导人民建设新的国家，搞好经济建设事业。这件事情，虽还只是开端，但却是事实，而且应该说，这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样相当规模的近代化的经济建设事业，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新的艰巨的事业。一年来，我们的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由战争与土改转到了经济建设的战线上，并提拔和派遣了上万的干部直接参加经济建设工作，这些干部有许多已经开始学到了一些管理经济管理城市的知识，过去不懂的事，现在初步懂得了，过去不会做的事，现在开始会做了。正像我们过去学会了土改与战争一样，新的经济建设工作，也同样是可以学会而且能够学会的。这一事实，不仅大大地鼓舞着全党为搞好经济建设事业前进的热情和信心，而且有力地说服着那些只看到眼前工作中的一些困难，而对新中国伟大的建设事业怀抱杞忧的人们，证明他们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另外，这一事实，也给中外反动派指明：不管他们的罪恶愿望如何，我们不仅取得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将取得经济建设工作的胜利。
显然，我们经济的恢复比较迅速，乃是由以下的几个主要的条件决定的：
第一、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国家，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和国民党党棍的统治机构已被彻底打碎，我们的人民政府（东北人民政府也在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第二、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又推翻了封建的与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而使农民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农民在伪满时代每年“出荷粮”八百万吨，而在一九四九年所出公粮为二百三十万吨，负担极大减轻。除此而外，农民原来缴纳的地租已全部取消。这样，农民就出现了空前的生产积极性，并获得了农业为工业准备粮食与原料的优越条件，而由国家所征收的公粮又大部分投在工业上面，转化为兴建工业的资金。
第三、我们人民国家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各种企业和财产，握有关系整个经济命脉的大工业、铁路、银行和大的商业机构，而使这一切经济活动都服从于人民的利益，并得以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步步地进行国家经济的计划和调节，虽然我们这种计划在起初几年还只能是粗枝大叶的。
第四、工人阶级在解放之后的伟大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如：伪满时代煤矿全员日工的生产效率，平均为○·三六吨。而一九四九年，我们煤矿局以及本溪、抚顺诸矿的合计，全员日工的生产效率，则为○·五四吨。就是说，现在生产率，为伪满时代的百分之一百五十。根据工业部系统部分厂矿的调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份与六月份对比，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二·八三。一百十六个厂矿出现了一万七千二百三十二件新纪录，并涌现了大批先进分子，他们既能带头生产，又在群众中有威信，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力量，成为今后各厂矿生产中最宝贵的骨干。
第五、我们党曾经有二十几年的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培养了相当大量的干部，不论他们的经验是如何的不足，然而那些经验使他们获得了在新条件下处理事情的一定能力，因而在重建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六、同时又是具决定意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一切正确的政策及其一切具体的指示，使我们能够按照正常的轨道前进。
第七、苏联专家的帮助。
我们相信：上述这些基本条件，不但决定了我们这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也必将决定我们全部经济建设的伟大将来。
至于这一开端中，我们同时也发现了我们不少的弱点，我准备在第四个部分说到工作的问题的时候，再去提到它。
三、一九五零年的工作
我们要从一九四九年所已准备的良好开端出发，并根据业已确定了的发展方向，来继续我们的经济重建工作。
关于公营工业方面，今年主要产品计划为：生铁七十二万吨（去年为十七万二千吨），钢锭五十四万吨（去年为十万吨），钢材三十四万吨（去年为七万二千吨），电解铜四千吨（去年为一千八百七十四吨），电解铅四千吨（去年为二千零六十二吨），煤一千七百万吨（去年为一千一百万吨），发购电量二十亿电字（去年为十四亿电字），制造电动机六千八百台（共十万马力，去年为一千一百零九台），工作母机三千三百台（去年为四百九十七台），水泥四十三万吨（去年为二十一万八千吨），各种纸五万吨（去年为二万二千八百吨），各种布五百七十万匹（去年为二百四十五万匹），纱二十三万五千件（去年为十二万件）。
根据这样的计划，按照一九四三年的不变价格计算，那么，我们在一九五○年的公营工业生产总值是要求达到二十三亿元（一九四三年东北的货币），等于一九四九年工业生产价值（近十二亿）的百分之一百九十三，约达到一九四三年伪满时代工业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七。而生产手段的生产价值（十八亿），则占这工业生产总值中的百分之七十九左右，消费资料的生产价值（四亿九千万）占这工业生产总值中的百分之二十一左右。就是说，比起一九四九年，我们又提高了生产手段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如前一部分所说，这点对于全体人民都有利益，这里不用再多说了。同时，在这个计划中，我们关于消费资料的工业生产，就实际数量来说，比起一九四九年又几乎增加到五分之二（按照一九四三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一九四九年是三亿，一九五○年是四亿九千万），这样，就使得我们能够比一九四九年提供更多的消费品给人民。（⑴⑵）
关于农业方面，今年的生产计划，拟耕地一千七百二十万垧，其中种棉二十三万四千垧，种麻九万七千垧，要求粮食的生产量达到一千八百万吨，按照一九四三年的不变价计算，为三十亿元，等于一九四九年农业生产价格（近二十二亿）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约达到一九四三年伪满时代农业生产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三。
林业方面：今年计划采伐五百九十二万八千立方米（去年计划采伐四百六十万立方米，采伐任务已完成，输送任务只完成四百一十万立方米），同时注意育林与护林的工作。
很明白：如果我们今年的计划能够全部实现，那末，工业与农业的比重就将发生初步的变化，即工业的生产总值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变为百分之四十三左右，而农业的生产总值则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变为百分之五十七左右。这点当然是大进了一步，这一步要以今年极大的努力来达到。但这还是工业的比重落在农业之后，而且这还远没有恢复一九四三年工业与农业比重的水平，工业还只能恢复到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五十七。我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水平，这也是很明显的。因此，在这一年，我们还准备作新建设的投资。
我们在今年的岁入，可能有以下的数字：农业税收为二百四十万吨粮食，关税、盐税与城市其他各种税收为三百十五万吨，国家企业利润为六百一十六万吨，合计为一千一百七十一万吨，加上公债及上年结转，则为一千二百三十九万吨。我们在这样的数字中，准备以六百六十五万吨作恢复与建设经济的投资，即约占全部岁出的百分之五十四左右。其中，工业部投资则为五百万吨，占全部岁出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其中，生产手段的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八十五，消费手段的工业投资占百分之十五。和去年的工业投资比较，今年工业投资等于去年的两倍半。为恢复工业所需要的修建工作，将是今年的一件大工作。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什么而工作，从我们岁出数字中，也可以看出来了。
关于商业方面，我们计划今年国营商店和合作社零售总额为五十一万九千七百余亿元（现在的东北币），约占社会零售流通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三十四），这是根据我们关于工业农业生产计划的可能实现与我们公家可能掌握的物资而计算的。为着继续打击投机者，为着使得我们公家掌握到的物资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和比较恰当地落入普通消费者的手里，并达到农民供给工业以粮食和原料、而工业又能供给农民以必需的工业品这两方面相互结合的目的，我们准备把一九四九年的国营零售商店三百七十二处增加到一千五百处，分配的零售额为二十六万二千余亿元。同时，在一九四九年九千个合作社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和有步骤地加以发展，分配的零售额为二十五万九千亿元。
预计今年秋收购粮二百万吨，另外收购其他土产约需值现在的东北币十七万亿，照国营商店现在情况，还缺乏不少物资以与农民交换。因此，除了计划中预定扩大的轻工业外，还必须鼓励地方公营的轻工业及私营的轻工业之发展，并向关内订货，同时引导私商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以扩大供给人民所必需的物资种类。
对外贸易，今年计划出入口各一亿六千万美元（比去年约增一倍多）。方针是争取工业机器与必需原料进口，扩大剩余物资输出。
同志们！关于今年我们经济重建的工作，大致就是这样。比起去年来，这个计划算是进了一步。当然，事情的发展免不了会有一些出入，但这是比较可靠的计划。它是可能实现的，因为它是根据真实的物质条件的计算而制定的。由可能到实现，是一个重大的斗争过程。我们必需认真地善于工作，同时，又必需充分估计到我们还存在着的困难与可能发生的困难。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说：在工作中必须准备遇到困难的方面，准备克服困难。如果有的同志以为什么事情都能一帆风顺，对于困难丝毫没有警惕性，那是错误的，是极端有害的。
四、关于我们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以下，我想说明关于我们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计划的问题
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已经有过一次计划，我们现在又有一个准备在今年实行的计划。我们的经济是朝着计划的方向走，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像前面所说，我们的政权性质和我们政权握有国民经济的命脉，给了我们这种计划可能性的基础。一年来在经济活动中的试探，完全证明了：我们的经济计划一旦变为有组织的行动，一旦和大众结合起来，就能成为引导生产力前进的力量，而没有计划的领导乃是盲目的。
一九四九年的经验也证明，我们的计划性是很不够的，我们的计划是有很多缺点的。当然，因为我们在经济工作方面（特别是在大工业方面）的经验不够，统计材料不够，我们不是神仙，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出十全十美的计划来。许多重大的东西，是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的。
例如，我们要指出：我们的各个经济部门之间是配合得还不密切的。工业与农业之间，这个工业部门与那个工业部门之间，这个企业与那个企业之间，工业农业与商业之间，如此等等，都还是配合得不够密切的。同时，我们也要指出：我们的上级政府与各个下级政府之间，这个地方与那个地方之间，公营与私营之间，它们经济活动的相互联系也是还不密切的。我们还没有有系统地用比较恰当的形式把各个经济部门与各种经济活动联系起来，而这点乃是我们在经济上进行计划的活动所必需的。
可是，我们的经济活动，特别是一年来的经济活动，不但在东北，而且在关内，在这方面，已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不少很有益的经验。这种经验，主要的是合同制。一方面，是企业内部关于劳动的合同，另方面，是有些经济部门之间，关于产销与订货的合同。例如：在东北，我们公营企业内部的劳动合同，已经普遍采用的有联系合同，重点试行的有集体合同与包活制。另方面，在国家商店与农村供销合作社之间已经采用的有产销合同，在工业部门与商业部门之间，国家企业与地方企业之间，公私企业之间，都曾有过订货合同。通过上述各种各样的合同，已经部分地克服着我们在生产与供销中的彼此脱节现象，使得计划的执行更有组织性，并从而促进与加强了计划性。这种合同制，可以把我们经济各个有关方面密切联系起来。并且可以经过劳动合同与订货合同，或产销合同，促进生产的发展，从而加强各经济部门、各企业内部制定计划与实行计划的责任。这种合同制，不但可以把公营企业更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并且经过与合作社订货的合同，还可以把小生产者的一定生产范围纳入到我们的国家计划里面，而私人资本的企业经营也可以经过订货的合同，在一定范围内，纳入到我们的国家计划里面。这种合同制，是现在我们组织或联系各方面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方法，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因此，我们准备把这种东西，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加以推广，即把已经初步存在的合同制变成为在整个国家计划领导与调节之下的有组织的合同制。
为着有意识地来推广这种合同制，同志们必须具体地注意研究已经存在的经验，研究它有过的优点和缺点，而发扬它的可用的优点，克服缺点，对于有过的错误，力求不要再犯。同志们并且必须在推广中，实行中，反对形式主义，注意取得新的经验。不难明白：当我们的计划还不十分精确，生产还没有完全走上轨道的时候，签订长期的合同是有困难的。因此，有许多的事业不妨从短期的合同开始。经过这种种丰富的试探，我们就能够有充足的经验，有可能来不断地审查我们的计划，审查我们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具体关系，并随时随地进行各种必要的与合理的调节。同时，这就是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地与更广泛地取得组织我们经济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更精确地来计划我们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企业管理的问题
关于企业管理的问题，也就是具体领导的问题。我们会不会领导我们的经济前进，不能只看我们会不会制定一般的计划，而且特别要看我们会不会实行具体的领导。这种具体的领导的基础，就是企业管理。
我在这里准备说到我们现在企业管理问题上的三件事，就是：建立责任制，贯彻管理民主化和贯彻经济核算制。
先说建立责任制
同志们！我们大概都懂得这个大道理：我们共产党是对工人阶级的事业负责的，对人民负责的，对我们的祖国负责的。是的，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也并不难说。但是，在我们队伍中，也有这么一种人，只愿意有抽象的“负责”，而并不愿有具体的负责。说起天下大事来，可以头头是道，“慷慨负责”，但是，把他放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他又觉得那不过是“小事”，不值得负责了。这种人在我们革命过程中，曾经发现过不少。现在在我们的经济事业中，同样地发现不少这种人。我们必须懂得：我们的大事是由许许多多小事联结起来和积累而成的，在经济事业上更表现得特别明显。没有做好经济工作上的许多“小事”，无数“小事”，我们是做不好什么经济建设的，而考察每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性究竟如何，就是必须看他对于种种“小事”采取如何态度，对于这种种“小事”负责到什么程度。
我可以随便举些在经济工作上所表现的不负责任的例子。例如：抚顺龙凤矿有一个斜井修理系长，破坏保安规程，打开“密闭”，致使瓦斯爆发，结果死十五人，伤十二人，造成严重损失。又例如：鞍山炼钢厂二号平炉修理时，急需氧气，虽然堆满了氧气瓶，但都是空的。平炉的人说，氧气厂发给他们时就是空的。氧气厂的人说，平炉用空了，又来赖他们。彼此推诿，严重地影响了生产，但还查不清责任。又例如：哈尔滨的鸡鸭公司曾经存有一九四八年出口不合格的肉，价值在百亿元以上，本来可以内销，可是竟然积压到半年以上。该公司一九四八年宰猪留下的鬃毛，不及时出卖，到第二年春就坏了一万斤，值三十亿。又例如：几年来在森林方面火灾发生了多少次，一九四九年一年即发生二百七十次之多，损失木材约五百万立方米，超过一年的采伐数量，每次火灾都表现无人负责的现象。
同志们！很多事实告诉我们：对于责任的任何疏忽，时常会招致不可估量的损失，也变成了罪过。不负责，同时也就转而对于坏事，对于罪过，要负责任。特别是现在我们各方面的经济联系已经这样的密切，一个责任的疏忽，可以影响到许多方面。例如：一个车床的工作如何可以影响整个车间，一个车间的工作如何可以影响整个工厂，一个工厂的工作如何也可以影响整个企业，或其他。因此，我们在各种经济部门和各种企业里面，必须积极建立起管理企业的责任制度来，而消灭很多地方存在着的那种“大家负责而又无人负责”的现象。从一个机器一个工具起，不论事情的大小，我们都要做到有人负责，都要有明确的责任规定。这样，就便于我们能够在企业上有效地组织起来，便于我们能够经过责任制来保证我们计划的实现，而且可以经过责任制来发挥每个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锻炼出每个工作人员的本领，并从而得以不断改进我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组织。鉴于过去的损失，厂矿的行政负责人员对于厂矿的安全设备，必须积极地负起责任来。有了这样的责任制，我们也就便于进行工作的检查，便于找到工作好坏的负责人，表扬好的，处罚坏的。而对于坏事情要负责任的人，就要看他们的情节轻重，可以由撤职一直到送法庭。
同志们！我们的革命已经胜利，我们的国家已经稳定下来了。根据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我们的国家正在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以便从事我们伟大的建设，而责任制便是我们的建设——更特别是经济建设的极其重要的制度，我们必须在一切企业中认真建立这样的制度，而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力求成为负责任的模范工作者。
再说企业管理民主化
企业管理民主化，是我们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企业改造为人民企业的一种重要的方法。目前，管理民主化的中心工作，是真正搞好工厂管理委员会。这种管理委员会，必要有该企业内的共产党组织和职工会的代表参加，目的是要反对官僚主义，经过工人群众中、技术人员中和职员中的积极分子与先进分子，去团结全体工人群众，团结全体技术人员，团结职员，集中群众的意见，解决工厂中的重大问题，促进大家在政治上与生产上的自觉与积极性，而和破坏生产与怠工进行有效的斗争。
这并不和责任制相冲突，而是和责任制相结合的。我们企业的责任制，必需建立在群众自觉与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不然，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好的结果的。我们的企业责任制乃是在民主基础上的责任制，而企业管理民主化乃是有责任制的民主。我们的工厂管理委员会是以厂长为首的，又民主又集中的统一的领导机关。有人以为责任制与民主化这两种东西是相互冲突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厂长是由上级的国家经济机关委派并对上级的国家经济计划负责的，是对上级负责的；但他必须倾听厂中各方面的意见或建议，并把它反映到上级，采择正确的意见或建议。厂长必须把工厂中的生产计划放在工厂管理委员会上讨论，凡每年、每季、每月的计划，还要在职工代表会上讨论。谁要是拒绝或忽视管理民主化的工作，不肯依靠群众，不肯依靠党和工会，而一味独断独行，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我们的个别同志中，存在了一种意见，认为可以由企业内的共产党委员会（或支部）的书记代替厂长负责制，这种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共产党党委会或支部并不是工厂的行政机关，它是该企业内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领导机关，它应当号召党员站在生产的最前线而成为完成生产计划的模范，它应当监察和促进工厂生产计划的进行，及时提出必要的建议，而不能代替厂长，不能代替厂长负责制。
在各个企业单位内的共产党员必须知道：每个国家企业，必须在整个国家经济计划下面工作，而这整个国家经济计划是在我们党中央或我们党中央的代表机关的领导下由国家机关制定下来的。厂长是由上级国家机关付给责任的，厂长负责，不但是工厂所必需的，而且是国家经济计划一元化所必需的。如果使厂长不对上级的国家领导机关或上级的企业领导机关负责，而是对一个工厂内的党委会或支部负责，又如果使该厂的生产计划不由上级的国家领导机关或上级的企业领导机关制定，而由该工厂的党委或支部制定，那末，这就将不是什么“领导一元化”，而恰是分割了和破坏了领导一元化。必须了解，共产党的机关是不应该也不能够代替国家机关的。
曾经有人在某些方面把工会工作去代替厂长的行政工作，大家知道，这也是错误的。工会的责任和工作，在于团结和组织广大的工人群众，教育工人群众，使全体工人群众了解自己主人翁的地位，提高他们关于劳动纪律的自觉，发动他们对于生产的积极性和关心，互相交换生产经验，学习管理生产，并为保护工人的利益而工作。如果把工会变成普通行政的机关，结果就形成了与工厂的行政方面相对立，形成了几个并存的行政机关，阻碍了责任制的建立，这是很明白的。（⑵⑶）
在厂矿职工中，搞过多的会议，当然也是错误的。过多的会议，将浪费和损害职工的精力，而招致损害生产的结果。工厂管理委员会必须善于爱惜职工的时间与精力，对于工厂中各种必要的会议，进行恰当的调节，禁止过多的有害生产的会议。
因为目前我们这里已发生了关于企业内行政、党委和工会这些工作互相关系问题上的分歧，所以我在这些问题上多说了一些话。另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拟了一个草案，请大家研究修正。
以下我要说到经济核算制
经济核算制，是我们企业管理问题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已经经过了一个时期，引起了全党的注意，收到了若干的效果。现在我还想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事情，也还只能说是开始，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大家知道：我们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过了供给制的生活，就是在现在，我们许多工作部门的同志也还是过着供给制的生活，而在供给制生活中，往往就是有什么算什么，收支的计算是没有或很少的。历史、资格或老弱，在待遇上的分别是有些的，但工作的成绩如何，在待遇上是不占地位的。懒人也横竖有顿饭吃，“干不干，一斤半”。这是一方面。另方面，虽则过去我们也经营过一些经济工作，开办过一些工厂，但是严格说来，都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经济核算。特别是那些工厂，绝大部分都是为解放战争服务的，只要对于战争是需要的话，我们是完全不计较成本的大小如何的。这点很影响到我们一些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使他们的脑海中长期缺乏成本的观念，以为只要能够拿出东西来，还计较什么成本呢。
不成问题，我们的供给制对于支持我们长期的革命事业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就是现在一定时期内，在我们有的机关里面，也还是有益的，在军队中更仍然是必要的。同样地不成问题，我们过去那么不计成本的大小如何而制造解放战争的物资，是代表了人民的最大利益。
现在的问题是在于那已发生了大变化的情况。问题是我们现在在经营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在经营现代性的经济，如果没有收支的计算，如果没有工作成绩的考核与工资的等级，就是说，如果不计较生产成本，不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制，那末，我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企业的经营，我们就不能知道该企业的现在，也不能计算该企业的将来，该企业对于我们将是一堆混乱，我们就没有法子计划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真正的精确的经济计划，在这种情形下是无从说起的。
和上面所说的推行企业责任制和企业管理民主化的同时，我们就可以推行经济核算制。因为如果那里没有责任制，那里就不能有真正的经济核算制。同时，如果那里没有管理的民主化以发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出现群众的监督，而只有一套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那里也决不能有精确的经济核算制。
现在经济核算制问题的中心就是要确立这样一种制度，即根据我们企业的技术设备的水平，浪费的克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及在我们新纪录运动中所达到的成绩，而规定出一种可能的合理的生产定额，以便由此可以初步地或大致不差地实行生产成本的管理，即实行初步的经济核算制，然后又可以在进一步地改进管理、提高技术和群众生产竞赛的基础上，力求逐步地提高生产定额和逐步地减低生产成本费。
为经济核算制而斗争，也就是为节约而斗争，为扩大我们的生产力而斗争。
（三）关于新纪录运动
在解放之后，东北也像全国各地一样，工人阶级鼓起了新的劳动热情，出现了新的劳动态度，因而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我在总结一九四九年的经验那一部分中业已提到了的。东北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有意识地展开了新纪录运动。现在证明，这个运动的意义是极大的。这个运动极明显地表现出了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社会主义性质公营企业的生产力，比起过去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封建或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力，有了极大的优越性，表现出了我们生产力发展的前途是无限的。
新纪录运动改变了我们厂矿的面貌，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同时也教育了工人阶级自己。有的厂矿，在运动中找到了或部分地找到了新的合理定额。可以说，运动的经验，对于今后的计划生产，改行新的工资制度，实行定额管理，贯彻经济核算制，以及改善人民企业的种种管理制度，都将给以很大的帮助。
新纪录，大致是由两种情形来达到的。一种情形，是工人们改变了过去“磨洋工”的态度，合理地提高了劳动强度，达到了按照现有技术条件应有的生产水平。另一种情形，是部分地创造了新的工作方法，以至部分地改变了旧的技术。在前一种情况下面，应该指出，那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劳动强度的提高，终究是要受一定人的生理上的限制的，如果超越生理的条件，那就不是适合的了。这就是说：我们今后在推广新纪录运动中，我们要求为一般生理条件所可能的合理的劳动强度，达到按照现有技术条件应有的生产水平。除此以外，我们必须用主要的注意力，去引导和鼓励工人们与技术人员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改造作业方法，改造技术条件。这样，就使得有些新纪录，可以不限于只为少数人在一定时候可以达到，而是为一般工人在一般时间内都可以达到，并且可以由一个新纪录引到另一个新纪录。
几个月来的新纪录运动，也发现了一些错误或偏向。重量不重质，这是较为普遍的。甚至个别的破坏了技术操作规程，因而造成损失。例如：机械三厂，虽则有创造纪录的成绩，但是该厂所出车床，每台都需要重新加工才能使用。其次，即运动的盲目性，有的为创纪录而创纪录，新纪录创造得很多，总的任务反没有完成，把创造纪录停留在枝节问题上，运动发展起来后也没有及时引到解决定额问题上去。又其次，运动的发展在各个企业与各个工厂之间是不平衡的。技术人员对于技术改进或发明以配合工人的新纪录运动，还是很少，或很不够的。上述这些错误或偏向，是运动初期所很难避免的，在今后运动中必须引为教训。
同志们！有系统地有步骤地推广新纪录运动，同时反对形式主义，是我们发展生产、完成生产计划的重大步骤。这种运动，是和我们建立合理的生产劳动组织，合理的管理制度，贯彻经济核算制，实行合理的等级工资制度，以及超额的奖励制度等一连串的问题，分不开的。我们必须善于领导这个伟大的运动，善于领导工人阶级为创造我们完全新的生产力而前进！
（四）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
关于工业上的问题，我已经说得很多。现在，我将说到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在去年十二月的一个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座谈会上，我曾经有过比较长的发言，但现在这个会议上，我还可以约略地说一说。
目前东北的农业经济，主要有四种形态：
１、个体经济。
２、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与农村供销合作社。
３、新的富农经济很少，但是已经有了，而且在增长着。
４、公营农场。除国家农场外，省县至少各有一个，甚至几个。有的区，也有公营农场，但规模较小。
除上述四种经济形态外，当然还有少数鳏寡孤独或军属等靠出租土地为生者，也有资本家向国家租用土地雇工经营农场菜园者，但为数不多，在农业经济中所起作用不大。
党的政策，总的是以普遍发展农业生产力，多打粮食与多产工业原料，提高农民大众生活水平，为基本出发点。
毫无疑义，我们必须保护和发挥农民从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之后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鼓励他们购置新的生产工具，添购马匹及其他牲畜，增加肥料，扩大耕地面积，修建房屋等等。忽视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或者挫折这种积极性，特别是如果对于中农的这种积极性有任何损害，那必然是很大的错误，是不能允许的。这点，大家必须明白。
但在同时，我们必须用很大的注意力去发展和组织变工合作。问题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农民（土地改革时的贫雇农与中农的一部分），不经过变工合作，地就很困难以至于根本种不上（在北满，至少需要两个马的一付犁杖，才能种?槎地，五个或六个马犁才能种扣槎地），更谈不到农民经济的发展与富裕了。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与上升，离开了占农村人口多数的贫农与下中农的上升，是根本谈不到的。毛泽东同志说：“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在旧时代，是农民悲惨生活的表现。现在解放区的变工队，形式与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是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争取富裕生活的表现。”事实就是这样的。党和人民政府，应该在物质条件及其他条件上，着重援助农民这种变工互助的组织。
但是谁愿意参加变工组，或者不参加变工组而去单独耕种，必须保障完全有选择的自由，而群众是要根据实际利害与经验，来作选择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变工合作所提出的两个原则，即自愿与等价交换（或叫两利），完全是正确的，是不许违犯的。所以，我们必须反对急性病，反对一切主观主义的想法与做法。这是一个群众的觉悟问题，是一个我们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拿强迫命令的粗暴态度对待中农，就是犯了不可允许的错误。我们的做法如何，是一个测量我们关于“组织起来”的工作做得好坏如何的问题。事情不在于形式主义的组织数字，而在于组织起来之后农民所得到的农产物的生产量。如果我们把变工互助搞好了，粮食真正产的多了，参加的人就会越多，反之就会越少。我们还必须了解：就是变工搞好了，粮食产的多了，有人不愿参加，也完全有这种自由，我们决不能强迫。同时，更不能因为任何农民只愿意单干（单独耕种），而轻视、打击、排斥他们，给他们戴上“尖头”的帽子，而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不去团结他们。如果那样，也就是很大的错误。单干的人同样是劳动人民，我们应该耐心地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以事实证明给他们看，要由生产变到富足，单干是不如参加互助组快。这样，可以根据其自觉自愿，逐步地引导他们参加到互助组来。
对于新起的富农，不是排斥，在目前也不要实行限制的政策。我们是允许他们的存在和发展的。关于雇工，借贷，典押，买卖和租佃土地等，在遵守政府规定的条件下，是允许的。
关于国营农场，过去组织机关多余人员去生产，增产粮食，解决机关经费方面，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对改良与推广优良品种，推广改良农具与新式农具，推广农业科学，从而指导与影响群众的生产工作上，做的还很不够。今后，在这些方面要多做些工作，首先要与其周围的互助组与农户取得联系，以便使公营农场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多起作用。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准备多组织几个有拖拉机的农场，作为给农民看的模范。
前面说的，就是我们关于农村四种经济形态的一些根本政策。
党应该教育农村的支部与党员积极参加变工互助组，与参加供销合作社，从中起带头骨干与桥梁作用，以推动广大人民经济的发展，并从而发展个人的经济。
但农村的党员有的要单干，不愿参加互助组与合作社时，应该看成这也是一个教育问题，同时也是变工互助工作做的好坏的问题，绝不能以强迫命令的方式去解决。
党员家庭，在土地改革后，因劳动生产而发展成为富农，其愿意自动退党的，党给以同意和批准；其表现对党消极者，党按照党章规定的条件停止其党籍；但希望他们在政治上做一个好公民，同时也不干涉他们的经济经营。至于有的不自动要求退党，又和“消极”态度有分别的，可按中组部规定，根据具体情形处理：当他尚能执行党的决议，遵守人民政府政策法令，且在群众中尚无恶劣影响者，保留其党籍；但如果在思想上蜕化，在政治上变质，确已失去做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时，自应依照党章开除其党籍，保持党的纯洁性。
五、全体同志团结起来，站在经济建设的最前面
同志们！在我的报告里面，已经大体上谈到了我们目前在经济建设战线上所遇到而需要马上加以解决的问题。当然，也还有些重要的事情，例如我们准备不惜破费以培养大量技术人材等等，这些将在具体工作中努力去做，在这个报告里面就不要去多说了。
同志们！一切方针定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求我们全体同志团结起来，站在经济建设战线的最前面，和工人阶级在一道，和农民在一道，和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在一道，和人民在一道，共同工作。同时，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在工人阶级中吸收更多的先进分子到我们党里面来。在我们党的领袖、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足踏实地，兢兢业业，克勤克俭，爱惜公共财物，把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建设事业上。在工作中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事和群众商议，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不断地推动工作前进，提防反革命派的破坏活动，克服一切困难，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经验，完成党所给我们的这个新的历史任务。
不错，我们的经济知识还很差，文化知识还很差，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也离开我们的需要还很远，这些是我们的弱点，明白了这种弱点，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弱点并不算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不肯认真去学习。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只要我们肯学习，那么，任何困难的堡垒都是能够被我们攻下来的。中国有个流行的句子：“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共产党人正是“有心人”。因为我们有心革命，我们也就学得了革命的本领，革命就真的胜利了。现在我们又有心建设，当然也就能够学习得建设的本领，而一定使建设得到胜利。
为了使我们的干部在各个不同岗位上能够尽职，必需提倡全党干部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就成为内行，成为“专家”，实行全党干部“专业化”。必须了解，我们的建设工作乃是长期的永远的，因之每个干部必须钻研一种专长，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这一点，过去不可能，今天已有充分的条件，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了。
学习一定的业务，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互相结合的。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将使我们能够把眼光放远，增加我们的智慧和信心，能更好地去做去完成我们的业务。一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需注意挤出时间，组织对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十二本干部必读书的学习，同时注意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及党中央的许多文件。
同志们！关于党的许多问题，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说了。让我在我这个报告的结束时候，再说一句：
在伟大的毛泽东旗帜下，全体同志团结起来，站在经济建设战线的最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