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条件”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谈谈“条件”
杨春贵
读了王若水同志的《论条件》，颇受启发。这里，我也想就条件问题，从哲学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具体事物都是有条件的，没有一定的条件，事物就不能存在；条件变化了，事物也必然随之变化。与此相应，真理也是有条件的，超出一定的条件，真理就变成谬误。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这里说的地点和时间也是一种条件，归根到底，一切以条件为转移。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根本任务，就是正确地认识事物及其条件，并且按照事物固有的规律，去改变条件，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目的。这是辩证唯物论的条件论。
条件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人们改变条件的活动本身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呢？这种活动是不是也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呢？我认为，如果把辩证唯物论的条件论贯彻到底，就必须承认，改变条件本身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因为，任何一种实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它所能够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必然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一）
首先，人们不能毫无根据地、主观任意地去改变条件。事物转化的前提是事物本身包含有此种转化的可能性，即包含此种转化的内因或根据。内因或根据就是一种条件，而且是事物的内部条件，是促使事物向前发展的根本的、先决的条件。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会必然发生，各种外部条件自然是重要的，但是，先决的条件是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所必要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谁竟能肯定说在一个虽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度里易于实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入门罢了。”（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49页）只有当国内客观上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已经达到尖锐化的程度，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才有可能。同样道理，我们所以能够在一个地方建设起煤矿，首先是因为这里地下埋藏有煤炭，具有建设煤矿的客观根据，客观可能性。我们开发煤矿的实践，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相反，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如果已经查明根本没有煤炭储藏，你怎么能够建设煤矿呢？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根据不存在，条件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人们只见过为鸡蛋去造成一定的温度条件，以便把它变成小鸡；但是，有谁见过什么人为石头去造成一定的温度条件而指望把石头变成小鸡呢？这本来是一个常识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某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竟往往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过去在基本建设中不是流行过一种口号，叫做“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吗？地下埋藏什么东西，埋藏多少，有没有开发的价值，地质情况如何，这些基本情况都还没有搞清楚，就要施工了，这怎么行呢？有一个地方在一条河上建设一座水力发电站，就是实行这种“三边”方针。大坝已经建成，可是拦不住水，根本无法发电。为什么呢？原来坝基下面同周围的地下河四通八达，水都从底下流走了！这是毫无根据，不顾客观可能性的做法。我们必须吸取深刻的教训。
（二）
斯大林说：“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么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94页）这就是说，人们改变条件的活动是在自然界和前人留给我们的一定的现实物质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是以正确认识这些条件为前提的。一定的物质条件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发展既给我们改变条件提供了广阔的地盘和客观可能性，又规定着我们这种活动所能达到的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所谓“改变条件”，并不是赤手空拳地进行的，它的真实含义不过是指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去改变物质条件的具体形态，比如，把困难条件变为顺利条件，把较差条件变为较好条件，把无用条件变为有用条件，如此等等。我们通常说的缺乏条件，其实说的是没有较好的条件，没有理想的条件，没有充分的条件，而不是没有任何条件。有些人喜欢说什么“一无资金，二无设备，白手起家”。其实，你调查一下，只不过是资金很少，设备很差而已。若真的连一分钱都没有，连起码的最简单、最粗陋的设备和材料都没有，竟然办起一座工厂来，那只有孙悟空才能办到，他拔一根猴毛一吹，喊几声“变、变、变”，就变出一大堆猴子来。可是，就连孙悟空变出这些猴子也还需要一根猴毛呢！恩格斯说：“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08页）自然界提供的材料是一种客观物质条件，前人创造出来的财富对后人来说也是一种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就是我们活动的基础和地盘，我们凭藉这个基础和地盘，可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面对已有条件，无所作为，认为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守株待兔，坐吃山空，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又决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去做办不到的事情。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人力、物力、财力各种条件总是有一定限度的，我们想问题、做计划、办事情，必须从现实的具体条件出发，量力而行，该办的事情、能够办的事情一定要办好，而暂时无力办的事情则一定不能办。
人们改变条件的能力不但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且受到主观条件的限制。要改变条件，首先必须认识条件。从总体说，从发展说，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无限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认识，今天认识不了的，以后的人们总会认识的。但是，生活在一定条件下的人们，其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2页）当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人们要深刻地认识它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不能预先认识帝国主义某些特异的规律，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这是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程度对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人们的认识还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譬如，要进一步探索原子核的内部结构，就需要有高能加速器这个条件。但是，在一百年以前，人们就不可能有这个条件，因为那时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我们必须区别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即通过主观努力可以实现某种变革的可能性。比如，在本世纪末实现我国的现代化，这就是现实的可能性，因为经过三十年的建设，我们已经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又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建设的经验，粉碎“四人帮”以后，扫除了实现四化的最大障碍，全国人民有实现四化的强烈要求和积极性。我们完全有条件去实现这个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抽象的可能性，即目前还不能实现的可能性。比如，地震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一个八点五级地震的能量相当于一座一百万千瓦发电厂十年间连续发出的总能量。我们可不可以化害为利，利用地震的能量来为人类开辟新的能源呢？从长远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一切能量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但是，现在人们还不具备这种条件，这种可能性还仅仅是抽象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一定要以现实的可能性为依据，而不能以抽象的可能性为依据。
（三）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各种事物互为存在的条件。某种条件的改变，必然引起其他某些有关条件的变化。因此，各种改变条件的活动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受到各种社会和自然条件制约的。
比如，你可以围湖造田，然后种上水稻。这无疑是有了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但是，同时你又失去了发展水产事业的条件。从搞粮食这个角度看，你似乎完全有理由去围湖造田，但从发展国民经济的全局看，从长远的利益看，你又不应该去那样做。恩格斯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却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把森林砍完之后，水分积聚和贮存的中心也不存在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46页）我们许多地方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滥垦草原，“以粮为纲，全面扫光”，正是重复了这种错误。这里有一个正确处理局部与局部、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仅仅从局部的需要和可能去考虑问题，离开周围条件孤立地去办事情，往往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目前，国民经济正在进行调整。调整，就是有上有下。哪些部门和地方要上，上到什么程度，哪些个别部门和地方要下，下到什么程度，都要从全局来考虑。因为人力、物力、财力就是那么多，集中到一个方面去，那一个方面自然是有条件发展了，可是别的部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便没有条件了。一九五八年，为了使钢产量翻一番。达到一○七○万吨，来了个全民大办钢铁，土高炉遍地开花。结果，勉强上去了，但是，挤了农业、轻工业，挤了人民消费，从而使国民经济失去了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根本条件。这个教训是我们必须牢记的。
罗蒙诺索夫说：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乃是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从某一物体上取走一些东西，就有同样多的东西加到另一物体上。例如说，那个地方少了一些物质，在另一个地方就增加了；谁守夜花去多少个小时，就有同样多的睡眠时间减少了。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任何一个改变条件的活动，必然引起周围和它相联系的事物的变化，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所以，从总体上看，从全局看，从战略上看，我们毫无疑问地要积极地改变条件，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但是，从策略上看，在每一项具体的活动中，我们又必须善于具体分析，从各种复杂的联系中，权衡利弊得失，确定要不要和能不能那样去做。在一定的条件下，局部的、暂时的退是为了全局的、长远的进。这是事物发展的本来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