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同志和“二流堂”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徐冰同志和“二流堂”
唐瑜
在徐冰同志的追悼会上，悲凉的哀乐催逼着我的泪水一串串滴在面前条桌的讣告上。哀乐也把我带到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使周副主席为国、为党、为军忧心忡忡。在这样百忙中，他仍念念不忘一大群在敌人虎口中的文化工作者。他为了保护这些人的安全，作了一连串的安排。徐冰，作为周副主席的得力助手，帮助周恩来同志进行了辛勤的工作。
我当时在国外，地下党的一位同志叫我利用家庭的关系在仰光搞一个掩护的据点。于是，我在那里装成一个在当地政府注册的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我原定在一九四一年春夏之间去香港。突然，我接到一封促我提前行期的信。到了香港，Ｋ告诉我周副主席准备撤退一批重庆文化工作者的计划：有一些去延安，一批去香港，一批去缅甸。
我从香港转道重庆返回缅甸。在重庆，我找了孙师毅。在一个迷蒙的细雨之夜，我和孙师毅到曾家岩见到周恩来同志。我也第一次见到徐冰同志。
有一些人去香港，我为他们办了点小事。有一些人通过徐冰的介绍到了我那里。我的哥哥把郊外的住宅让出来给他们住。有些人带了徐冰的话取得方便回到昆明。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事，在此后的悠长的年月中，他总是没完没了地不能忘怀，无微不至地对我关心。我也明白，他是在为党、为周恩来同志分劳做着堆土成山的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辗转经昆明等地回到重庆，第一个来看我的是徐冰同志。他带来了周副主席和他所给予我的毕生难忘的党和革命的温暖。
那时，除夏衍同志外，徐冰同志算是“二流堂”的座上常客了。
解放后，我第一次来北京时，他找到了我。时间，已经是入夜了，他把我拉上他的汽车，车子开到了东华门大街的夜市附近，他让司机把车子停在附近的胡同里，然后我们到馄饨侯蹲下来。我们就在那里边喝酒，边谈着工作上的事，也谈着家常。
他说萨空了、阳翰笙和蔡楚生几位都告诉他，我来北京。萨谈到我的工作，说要向总理汇报。我说总理这时千头万绪，日理万机，千万不要打扰他；我多年过惯了散漫的生活，陈沂和宋之的邀我到部队工作，我想过一过部队的生活也有好处。说实在的，搞创作，我不行：十余年前，我写过两个电影剧本，其中一个被郑正秋老人看中了，但得罪了南京，没通过；另一个儿童题材的，在我看了老蔡的《迷途的羔羊》剧本后我放弃了。当制片人，我又是半吊子，学一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也没有学好。现在部队的电影工作，还刚刚开始，战士的文化生活太少了。在这方面我还是可以去冲一下，干几年再说，这一仗，我比较有把握。他说：“朋友们怕你不习惯，部队的生活和‘二流堂’的生活可是大不相同，你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部队内可不需要你搞‘二流堂’。”说着，他的豪爽的笑声震荡在这灯火通明的夜市中：“你有这决心，我支持你，有什么问题，可随时找我，我能办的，马上帮你解决”。
他没有去告诉总理，但是，我仿佛已看到总理对我的关切。总理多好的助手啊，这个徐冰！
在赴朝慰问团中，我们有较多日子在一起生活、活动，在一起散步，一起去探访一个在开城的友人。我时常呆呆地看着他。徐冰，还是十年以前的徐冰。
在三年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中，有人送他一点东西，他必拿出来与人共享，有时则说是周恩来同志叫他这么办的。
其后，我在北京工作的十余年间，每次遇到他，他总是先问我工作中有什么困难。这是很罕见的惹事上身的人，他也常为我解决一些工作上的困难。
“二流堂”的命名者是徐冰同志，那一次因为他是和郭老一起去，因此就讹传为郭老起的名。就连郭老，“四人帮”也不放松他。在那乌云密布的日子里，我也只能在心里对郭老默默表示歉疚，而庆幸徐冰没有被牵扯进这个是非之漩中，但在我看到他被“四人帮”们硬安在另一个案件中时，我已知道他无法逃脱这个厄运了；何况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又不肯为帮们所用，这才是他真正致命的所在。
对“二流堂”，“四人帮”之所以出那么大的力气来整它，问题不在它的本身，而是它可以被利用来为他们的罪恶目的作借口：“江青舞剑，意在周公”。“二流堂”那些人和她没有什么渊源，“二流堂”的人知道她的一些丑事的也只我一人而已。她把大批被她封为叛徒、特务的人，无缘无故的“安插”进“二流堂”，只是为了抹黑周恩来同志当年在重庆为党所建立的不朽功绩。对这一活动的认识过程，我是在七一年开始注意到了，而于七三年才比较明确。那年我从干校请假来北京治病，有两个人来调查“二流堂”问题，没有说多少话就叫我给写材料。过两天，他们把用铅笔修改过的材料还给我，叫我把修改的用钢笔描下来，然后他们用橡皮擦去修改的字迹，给我几张特印的稿纸，要我抄得整齐、清楚。我走出门后，他们又追出门叫我把原稿一起带回。这个材料无疑是要作为制版印刷用的，从把“二流堂”修改成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内容和他们鬼鬼祟祟的态度，意图是很明白的。我没照他们的修改稿抄；除按照我的原稿外，在来往的人中，又加了他们最忌讳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两个人的名字。
第二天，我带我爱人一同去，她到隔壁房间，那是她所认识的一个友人的住房，从一扇封锁的门可以清楚地听到我们的谈话，假如我被绑走，她也知道我被谁带走，为什么被带走，她也可以找人呼吁。我叫她托人找邓大姐设法营救，但我想到当时的气候，邓大姐的境况也是可想而知的。这时候，我又想起徐冰同志，虽然想到他，倘使他在此时此地能营救我，这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事，那他是那一号的徐冰呢？到了这时，我还不知道他已长眠地下。我一进门，就高声问他们的姓名，他们不肯说；我要他们写收条，他们不肯写，我只得把材料给了他们。一看材料，有一个发火了，大拍其桌子，大嚷大叫；另一个装笑脸好声好气劝我照他们改的重抄一遍，我没有答应。可能他们有些作贼心虚，总算没有把我抓走，只是第二天气咻咻地打电话给管我的人，意思是不要放松我。
这就是徐冰。几十年中，我在他身上，看不出他生活上的特殊变化，他永远是那么热情、随和、平易近人，他不是官。作为党的统战部部长，他对某些人的被硬划为右派，他是很痛心的。但是，即使是他，在那时也只能是促使为被错划的人早日摘掉帽子而已；被错划的人中有不少就是因为“二流堂”的罪名。倘若他在世时能看到“四人帮”们的覆灭和大批被乱划的优秀人物的改正，“二流堂”的获得昭雪，他一定会欣喜若狂，和我们共同庆祝，连干三杯！
不幸，我连前年他的夫人晓梅同志的追悼会也未能参加。
亲爱的老友，亲爱的同志，我对“四人帮”们有没完没了的深仇大恨，其中也有为你的一份在内。十余年来，我心里在怀念着你；口里时常和同志、友人在谈着你。今后，我也还会没完没了的怀念你、谈着你，一直到我们的再一次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