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与中外文化交流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唐三彩与中外文化交流
王仁波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数量众多、琳琅满目的三彩釉陶器物，这些釉陶器物称为“唐三彩”，其中以陕西省境内出土的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
唐三彩属于低温釉陶系统，以造型生动、色泽艳丽、生活气息浓厚闻名于世。唐代的这种雕塑艺术珍品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唐三彩雕塑艺术来源于社会实践。“秦中自古帝王州”，唐代的长安城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国际性大城市。当时，它和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互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据《唐六典》记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交往，每年有大批外国客人和国内少数民族的使节来长安。在唐太宗时期，入居长安的突厥人一次即近万家。唐高宗时期，波斯王子泥俚师自长安统率回国的部属有数千人。唐德宗时期，中亚胡客有四千人久居长安达四十多年。长安城内设有鸿胪寺、礼宾院等机构，专门负责接待外宾；在国子监里设国学六馆，接待新罗、日本等国许多留学生。这些人在长安十分活跃。唐代雕塑大师们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形象，用雕刀和塑版记录下来，并用唐三彩这种新的形式赋予新的时代风格。
缕缕蚕丝织友情，鸣驼千里传佳音。诗人杜甫有诗云：“东来橐驼满旧都”；“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唐三彩正是这样栩栩如生地记录了当时中外交流的这些盛况。唐三彩骆驼有中亚种的双峰驼，有阿拉伯种的单峰驼。这些三彩骆驼有的仰首嘶鸣，有的跪卧在地，或满载丝绸，或驮载乐队，再现了丝绸之路的动人场面。长安城中居住着很多“赤髯紫眼”、“琉璃宝眼”的中亚胡人。唐三彩中那些头戴翻沿虚帽、身穿窄袖长衫，深目高鼻、满脸胡须的牵驼俑，就维妙维肖地塑造了中亚胡人的形象。当时来自中亚一带的良马，也为唐代雕塑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怀章墓、契苾明墓、西安东郊十里铺三百三十七号唐墓出土的三彩马，就塑造了当时各种混血马的雄姿。
唐三彩不仅在国内风行一时，而且还传到国外。当时日本派到唐朝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以及我国去日本传播佛教的高僧，都可能带去了我国的三彩器物和烧制技术。日本考古学家在许多地方发现了唐三彩，奈良县大安寺址曾出土三十多件唐三彩和搅胎枕头，其形制与西安唐墓所出土的唐三彩枕头非常相似。负责营造大安寺的道慈和尚，曾于公元七○二年随同粟田真人等第七次遣唐使入唐，公元七一八年返日。不久，日本很快模仿唐三彩而制作了奈良三彩。日本考古学家冈崎敬教授认为，在第七、八次遣唐使之后，可能从长安、洛阳等地携回唐三彩器物。福冈县冲之岛地处遣唐使航线的中转点，曾发现一件唐三彩长颈壶，与西安、太原等地出土的三彩壶相类似。福冈县太宰府的观世音寺遗址曾出土唐三彩镀残片，可能是营造寺院的日本和尚玄昉从中国带回的。唐三彩传入日本，为日本陶瓷手工业增添了新的品种，为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光彩。
谈到唐三彩的发展和传播，人们就会想到古代的波斯三彩。波斯三彩又称伊斯兰三彩，在西亚、中亚许多地方陆续被发现。此外，在苏联撒马尔罕曾发现三彩残片，印尼出土过三彩壶。日本陶瓷专家三上次男认为，波斯三彩是在唐三彩的影响下制作的，因为在萨马腊的王宫遗址内，不仅出土了唐末越州窑的青瓷片以及白瓷片，而且也出土过多彩陶，很类似唐三彩初期的单纯的多彩陶。但也有人认为，波斯三彩陶来源于伊拉克。值得注意的是，唐三彩中的胡瓶、凤首带把壶、牛首杯、象首杯和鸂鷘酒卮等，是仿造波斯萨珊朝金银器的器形。这些足以说明，沿着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源远流长的中外文化交流，曾使我国的彩陶艺术增添了绚丽的光彩。（附图片）
一九五九年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的居三彩 罗忠民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