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相声的现实主义传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发扬相声的现实主义传统
侯宝林 薛宝琨 汪景寿 李万鹏
建国三十年来，相声艺术取得很大成就。旧社会被人们瞧不起的、难入文学艺术之林的相声，解放后成了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了发展相声艺术，需要对相声艺术的传统、特点和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这里，我们想谈谈关于相声艺术的几个问题的看法，以期促进对相声艺术的研究。
讽刺是相声艺术的传统。且不说流传下来的几百段传统作品，讽刺的特色反映着相声艺术的历史行程，成为相声发展的主流；就是孕育相声艺术形式的古代“俳优”、唐代“参军”、宋代“杂剧”以及民间笑话等等，无一不是以讽刺见长的。可以说，相声的艺术生命来自讽刺！
当然，相声在旧社会主要流传在市民阶层，每为下层劳动群众、城市贫民等所喜爱，因而带有不少庸俗、低级的小市民情趣。特别是解放前夕，相声被国民党反动派糟踏得不成样子，不少作品充斥着黄色、下流的低级趣味，甚至连一般市民都不屑一顾，嗤之为“下三烂”。
但是，这些旧时代的污秽并不能淹没作为相声主流的讽刺锋芒。因为人民是永远不甘屈服的，不管黑暗势力多么强大，人民的反抗情绪总是要通过各种曲折的形式表达出来。于是，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相声就象被踩在泥沟里的小草一样，经过曲折的变形，仍然顽强地生长着。例如传统作品《字象》，借助“一字、一象、一升、一降”的语言文字游戏，讽刺了巡按、典史等贪官污吏的昏庸和贪婪。《揣骨相》则大胆揭露反动军阀是“贼骨头”、“贱骨头”、“反骨头”。《牙粉袋》讽刺日本侵略时期物价飞涨，面粉袋只有牙粉袋一样的大小。而《改行》、《关公战秦琼》等则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嘲讽了“天之骄子”的皇帝，鞭笞了作威作福的达官贵人。在旧社会，讽刺是劳动人民战斗的武器，讽刺的传统就是相声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
新中国的成立，为相声艺术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也给相声创作提出了崭新的课题。其中之一就是讽刺和歌颂的关系问题。从旧社会流传下来的以讽刺为特长的相声艺术能否歌颂呢？讽刺还要不要？讽刺和歌颂的关系怎样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都摆到了人们面前。
解放后出现的相声作品，有许多是歌颂性的。有些作品在鞭挞反动统治阶级丑恶的同时，也赞扬劳动人民的机智、勇敢。以欢悦的情绪和轻快的节奏讴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好》，歌颂福建前线民兵英雄的《英雄小八路》，表彰公社社员的《女队长》、《公社鸭郎》，以及深刻反映新旧社会变化的《昨天》，都是时代生活的颂歌。特别是相声《昨天》，以强烈对比的手法，把“今天”和“昨天”结合起来，通过酣畅的笑声，既揭露了苦难的“昨天”，又赞颂了幸福的“今天”，还鼓舞着人们迎接更美好的“明天”。这种热情歌颂新生活的尝试，为相声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注入了新的血液。
然而，对新生活的赞美并不等于对旧垃圾的清除。相声歌颂功能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对讽刺传统的否定。因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土壤上建立起来的，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污泥浊水。因此，作为劳动人民的艺术武器，相声在获得新生以后就非常自然地加入了清除旧垃圾的战斗行列，讽刺再也不是人民在重压之下曲折地发泄其愤懑的手段，而是群众自觉地和过去告别的战斗武器。从此相声的讽刺传统掀开了新的一页，涌现了《婚姻与迷信》、《夜行记》、《住医院》、《妙手成患》、《砍白菜》、《飞油壶》、《离婚前奏曲》等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无论讽刺的自觉性、准确性和深刻性，都比传统相声有了极大的提高。何迟同志的《买猴儿》、《开会迷》、《统一病》的出现，使相声的讽刺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买猴儿》塑造了工作上“马马虎虎”，生活上“大大咧咧”，作风上“嘻嘻哈哈”的“马大哈”典型形象，尖锐地抨击了雇佣观点的残余，严肃地指出了虽然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但是不可轻视的一种思想倾向。《开会迷》辛辣地嘲笑了官僚主义者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工作作风。《统一病》大胆地揭示了那种由于不懂经济而把一切都“统死”的错误倾向。这些作品既是严肃的、尖锐的，又是热情的、善意的。他们饱含着人民对生活更热烈的追求，对理想更美好的憧憬。它们象放大镜那样，把旧世界留下的痈疽毒瘤戳破给人们看，催人发笑，引人深思。
遗憾的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政治生活的正常局面渐渐被破坏了。真话不敢说，缺点不敢讲，对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的批评被诬为“攻击党的领导”，对生活里落后现象的揭露被斥为“丑化社会主义”，于是诸如《买猴儿》、《开会迷》、《统一病》等一批反映群众心声、切中时弊的好相声，统统被打成“毒草”，并且株连作者和演员，戴上“右派”帽子。从此，讽刺艺术被列为“禁区”，人们一提讽刺就噤若寒蝉，视为畏途。
此后，随着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战线上批判所谓“修正主义”的不断升级，相声艺术通向生活的大门渐渐关闭了，揭露矛盾的言路日益堵塞了。讽刺既不能要，那么就只好在狭小的圈子里搜索所谓的“光明面”。而在“五风”泛滥的日子里，假话、大话、空话是被当作“光明面”吹得天花乱坠的，于是，象《幸会嫦娥》、《赶跑龙王》之类的作品便杂沓而生。相声再也不成其为相声，而变为浮泛的空喊、“政治的对话”。就这样，由于背离了现实主义道路，不仅扼杀了相声的讽刺传统，也堵塞了相声歌颂的道路。讽刺的急剧衰落和歌颂的畸形发展，这自然是对相声现实主义传统的反动。
六十年代初期，曲艺界曾就相声的目的和手段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比较一致地肯定了相声的讽刺性能，指出讽刺是相声的艺术特长，“但不排斥歌颂，也兼有介绍知识、娱悦观众等性能”。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积极的、正确的主张既不可能扭转当时盛行的“左”的倾向，也就无法扳回相声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
笑，本来既是相声的目的，也是相声的手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应该采取笑的艺术手段，而笑对相声艺术本身也可以说是目的。然而，长期以来，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常常处理得不恰当，而对政治的理解又是十分狭隘、片面的。起初，把“政治”跟一时一地的运动等同起来，为“政治”服务成了政策图解。所谓“说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的口号更助长了相声脱离生活的倾向。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倾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政治”成了野心家的阴谋；篡党夺权的丑类被当成是“反潮流的英雄”狂加吹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则被横加种种罪名乱施挞伐。只要翻看一下“四人帮”时期的某些相声，便不难发现，在那里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谬误、真善美与假恶丑完全被颠倒了，因此不论歌颂还是讽刺，都成为阿谀和谩骂、献媚和诽谤的手段，这实在是艺术的堕落！
粉碎“四人帮”，相声有如咆哮的江河，以不可阻挡之势冲破桎梏和禁区，冲向生活的前列，呈现了空前的繁荣。几乎就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同时，《帽子工厂》、《舞台风雷》、《特殊生活》、《闹而优则仕》等相声便在群众中风传着，表达了人民对胜利的喜悦，对这伙人类蟊贼的鄙视。不久，以“内部讽刺”为特色的相声作品也开始显示威力，象《如此照相》、《霸王别姬》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形成“四人帮”悲剧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切中时弊，发人深思，引起强烈的共鸣。而象《不正之风》、《媳妇往哪儿娶》、《教训》等作品，则又深入到生活的潜流，夸张地向人们显示不应忽视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讽刺和歌颂的关系，也因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而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粉碎“四人帮”以来，相声正以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走向繁荣。人们需要开怀的笑，尽情的笑，酣畅的笑，在笑声中和“昨天”告别，在笑声中走向未来。可以预期：相声艺术的现实主义道路无比广阔，相声艺术将以新颖的风姿立于文学艺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