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过尽绽春蕾——长篇小说《刘志丹》出版随想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严冬过尽绽春蕾
——长篇小说《刘志丹》出版随想
苏一平 艾克恩
广大读者渴望已久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最近已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严冬过尽绽春蕾。《刘志丹》这部当年还未成型的小说，居然被扣压、问罪达十多年之久，今天重见天日，怎不叫人高兴呢？
高兴之余，人们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象《刘志丹》这样一部反映伟大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竟被扣上千钧压顶的“反党”帽子，使作者和一大批有关同志惨遭迫害呢？现在真相大白，原来制造这个冤案的是那个窃踞高位、显赫一时的所谓“理论家”、“理论权威”，那个伙同林彪、“四人帮”极力推行极左路线、大搞法西斯专政的“顾问”和“军师”。前不久，党中央已正式为小说《刘志丹》冤案平了反。在平反和小说出版之际，我们回顾一下这桩冤案的来龙去脉，看看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是怎样耍弄诡计、罗织罪名陷害作者和砍伐作品的，看看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造成了何等严重的危害，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小说的深刻意义，学习先辈的革命传统，以及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是大有益处的。
小说《刘志丹》究竟有何罪？说来完全是“莫须有”。一九六二年春，小说刚刚写出上半部，那个“理论权威”看都没有看，仅听了个别人的反映就一口咬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并急忙定调子说“看了这个小说的名字，就知道是为高岗翻案的”。在党中央的一次会上，他谎报军情，偷运私货，隐瞒真相，欺骗中央，精心策划了这桩冤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个“理论权威”一跃成为林彪、“四人帮”的“顾问”，神气更加十足，手段更加露骨。为了砸死这桩冤案，他亲自出马，再次立专案，搞逼供，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反革命文痞姚文元也来帮腔，他写文章第一次公开将《刘志丹》定为“反党小说”，将作者定为“反党分子”，将有关同志定为“反党野心家”。上至国务院副总理，下至普通群众，株连者竟达万人之多。习仲勋同志因为审看过初稿，竟被打成“主谋”、“黑后台”、“挂帅人物”。刘景范同志在答辩时给“理论权威”提了点意见，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非法监禁七年。甚至那些提供过写作素材的老红军、老贫农、老赤卫队员，也被整得死去活来。一部未成型的小说，居然酿成如此大的一场文字狱，真是令人发指。
那个“理论权威”一口咬定小说作者是什么“蓄谋已久”、“串通一气”、“进行反党活动”。何谓“蓄谋已久”，何谓“串通一气”，何谓“进行反党活动”，作者全部创作的过程就作了最好的回答。李建彤同志说：“我本来不是作家，没写过小说，而是一个喝延河水长大的普通干部。但是，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事迹，刘志丹和他的战友的英雄形象，时时激励着我。”因此，她不顾日常工作忙，创作经验少，决心写出一部反映光辉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正是出于这种动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她两次深入老区生活，沿着当年红军踏过的脚印，骑毛驴，串山沟，访问了从将军到战士，从老红军到老贫农约三百多人。在创作过程中，她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灌注了全部心血。样书出来后，仅报刊选载的几章，就引起了社会上强烈反响，许多领导同志给予鼓励，广大读者一致好评。要说这是“蓄谋已久”，她只是“蓄谋”如何体验生活，积累素材，早日写出作品；要说这是“串通一气”，她只是“串通”革命老一辈和广大群众，以便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要说“反党”，哪有借写作歌颂革命、表彰先烈、发扬党风、教育后代而“反党”的呢？
林彪、“四人帮”的那个“顾问”，一向以胡说八道代替唯物主义，以诡辩论代替辩证法，开设“帽子”公司和“棍子”工厂，以势压人，栽赃陷害。在《刘志丹》小说一案上，为了给作者和作品罗织罪名，强行定案，完全不顾作者的具体情况和写作动机，不顾作品的实际描写和社会效果，在思想上制造了不少混乱，这里很有必要加以澄清。
一是所谓“伪造党史”。其根据是：作者把陕北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是有意与中央“分庭抗礼”；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抗日的“出发点”，是宣扬“陕北救中央”的观点；刘志丹在一九二八年就提出“星星之火，将来会烧红半边天”，比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早了两年，是暗示刘志丹“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如此等等。
很显然，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如何看我们的党史，只能依据实践的标准和采取求实的态度。就拿陕北是否是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出发点”来说吧。当时的形势是：革命发展很不平衡，变化急剧多端。由于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南方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里所说的“北方”，也包括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把它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出发点”，不仅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真实情况，也显示了中国革命的强大生命力。
再如所谓“陕北救中央”一说，也要作具体分析。陕北红军及其根据地，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救”与不“救”的问题。由于敌人的重重包围和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刘志丹同志甚至被监禁起来），当时陕北根据地也处于危急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中央救了陕北。正象书中所写的：“毛主席来了，党中央来了，刘志丹得救了，陕北得救了！”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几经周折，才找到了陕北这块最好的立足和发展的基地，这也是无可抹煞的事实，有什么好责难的呢？
至于说到刘志丹早两年讲了“星星之火”一类的话，就是“贬低和否定毛主席”，那更是荒唐至极。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曾出现过多少英雄和领袖人物，刘志丹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毛泽东同志曾赞誉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曾亲笔为刘志丹陵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象这样的英雄和领袖人物，为什么不可以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说出毛泽东同志或者别的什么人没有说出的话来呢？马克思曾十分谦虚而真诚地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和广大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毛泽东同志自己就多次讲过，他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总结，是集中了同志们的集体经验，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借用古人的话，刘志丹同志为什么不能讲呢？那个“理论权威”伙同林彪、“四人帮”，打着“高举”的幌子，装出“忠于”的样子，到处设禁区，划框子，乱用“语录”定罪：讲早了，说你“贬低”；讲晚了，说你“对抗”；讲的正是时候，说你“剽窃”；倘若讲“错”了（其实大多是提出不同见解），那就是“恶毒攻击”。这种法规，居然也用到了革命烈士刘志丹的身上。如果英雄九泉有灵，他会作何感想呢？
二是所谓“为高岗翻案”。理由是：小说写了一个省委干部，名叫罗炎，据说高岗也曾担任过这个职务；高岗原名高崇德，小说头几稿写过一个崇炎，两人名字都有一个“崇”字；后来崇炎改为罗炎，和崇炎又重了一个“炎”字，于是罗炎即崇炎，崇炎即高崇德，罗炎就“基本上是高岗”了。这里，那个“理论权威”又搞了一个索隐定罪法。作者回驳得好：“基本上？百分之几算基本上？罗炎是五个人的材料集中起来的，一共出场八次，每个人各占百分之几？”明明罗炎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们却非说把五个人的好事汇集于一人身上，是为了“美化高岗”；明明作者写的是小说，他们却硬说写的是回忆录。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难道真的不知道艺术创作的特点和规律吗？不，他们是有意要给作者诬加罪名。由此，不禁使人想起另一部反映西北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影片《红河激浪》的悲惨遭遇。也是那个“理论权威”，当一九六三年九月间看到这部影片时，马上狂言：“我怀疑这个剧本是不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是不是也是李建彤写的？”并当即写信追问：“为何要虚构一个姓‘高’的领导人物？”在他看来，剧中高飞虎，既与高岗同姓，又叫飞虎，飞虎者“岗”上之老虎也，高飞虎即高岗，“为高岗翻案”是确定无疑的了。象《刘志丹》这类作品，本来是小说，不是党史；是艺术创作，不是史实记录，就应当允许作者有运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的自由，而决不能用索隐式的手段把小说人物同真人真事等同起来，更不能把政治问题同艺术问题等同起来。这种恶劣做法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危害！
这里，还涉及到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即使小说写了高岗，或者用了高岗当年生活的某些素材，是不是就能说为高岗翻案呢？不能。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评价其功过是非，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不能割断历史或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来否定历史、抹黑历史。我们一定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评价每一个历史人物，对曾经做过好事而后来变坏或者犯了错误的，要肯定其历史功绩和作用，总结其应有的教训，以便既尊重历史，又教育后人。
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为什么对小说《刘志丹》下这样的毒手，制造这么大的冤案？说穿了不外四个字：篡党夺权。十分清楚，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是林彪、“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因此，那伙人势必要寻找种种借口，利用一切机会，妄图陷害他们，打倒他们，包括死去的刘志丹同志在内。就是那个“理论权威”，在制造小说《刘志丹》冤案时曾公开扬言：“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这真是不打自招！他们所谓的“西北山头”，即彭德怀、习仲勋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领导干部。之后，他又以总结《刘志丹》小说一案为名，下达三条禁令：一、不准写一个完整的根据地；二、不准写路线斗争；三、不准写真人真事。这“三不准”，实际上就是不准写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极力要打倒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同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公开提出的“老干部即民主派，民主派即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是一脉相承的，足见他们的篡党夺权野心才真可谓是“蓄谋已久”。
总结小说《刘志丹》冤案的经验教训，我们深切认识到，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才能抵制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小说《刘志丹》冤案已经平反了。但是，林彪、“四人帮”以及那个“顾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的流毒还有待进一步肃清。我们要从这一冤案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