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强烈呼声——话剧《权与法》观后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剧评

人民的强烈呼声
——话剧《权与法》观后
卫建林
幕布徐徐合拢。当我随着人群步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剧场的时候，偶尔听到身后两位同志的议论。一个说：“这个戏是触及时事的。”另一个说：“这是替我们老百姓说话的。”为什么《权与法》会引起广大观众的兴趣，这段对话，是可以作为答案的。
《权与法》的故事，是围绕着要不要揭发和惩办依仗职权违法乱纪的某市市委第二书记曹达的罪行而展开的。它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以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勇气，象生活本身那样，把当前我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而斗争的生活画面，真实而生动地在舞台上再现出来了。
我们从剧中看到，曹达是一个口头上挂着革命词句，内心却被封建遗毒紧紧纠缠和窒息着的人物。他参加过革命战争，然而，一旦革命胜利，就以“老革命”、“老干部”作筹码，向党向人民要求特殊的权力，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在他看来，自己是不受党章约束的特殊党员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他挪用救灾款物，来兴建楼堂馆所，经营自己的书记院和购买高级小轿车。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不仅不纠正这些极其错误的行为，甚至对揭发问题的同志进行卑鄙的诬陷和残酷的迫害。
话剧的深刻性，不仅在于尖锐地揭露了曹达那种胡作非为，而且启发观众去思考：曹达口口声声地说，“现在正讲安定团结”，揭发他的问题，就是破坏安定团结，就是“不相信党的领导，甚至反对党的领导”，那么，到底是谁在破坏安定团结、反对党的领导呢？按照曹达的逻辑，所谓“安定团结”，就是“安定”他的专制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就是“安定”他那种从灾区人民“嘴里夺走了口粮，从他们身上抢走了衣服，从他们房顶上揭走了砖瓦”，以便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要求的行为，就是“安定”他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制造冤案的权力。我们所说的安定团结，是指在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基础上，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心同德地进行四化建设。话剧反映了人们的这样一种认识：如不追究和制止曹达的行为，社会主义法制就会沦为一纸空文，社会主义民主就无从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争取安定团结，不能不伴随着肃清封建遗毒的斗争。
曹达自命为党的化身。其实象他那样违法乱纪、损害人民利益，怎能代表党！只有象剧中的市委第一书记罗放那样，虚心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用自己的勤奋工作和献身精神，维护党的荣誉和人民的权利，同党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努力，才算是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张闻天同志的遗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说得好：“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是重要的；它的重要作用，只是表现为为人民服务。”象曹达那样，败坏党的优良作风，玷污党的光荣称号，其结果，势必在群众中损害党的威信。这才真正是反对党的领导。与此相反，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揭露和批判曹达身上的封建遗毒，不仅不是、也不会导致反对党的领导，恰恰相反，这正是在真正维护和支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开展反对封建遗毒的斗争。
封建主义遗毒极大地阻碍着社会的前进，严重腐蚀党和国家机关的肌体，破坏党、政府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带有鲜明的封建主义特征的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曾经怎样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浩劫，造成历史的倒退，人们是记忆犹新的。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包括着最终铲除封建遗毒的任务。这样，《权与法》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愿望，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党和人民是战胜封建遗毒的决定力量。在这方面，话剧中罗放和丁牧的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罗放体现了老一代共产党员和许多党的优秀领导干部身上的美好品格。他没有把过去的功劳和现在的权力作为追求享乐的资本，而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人民着想，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曹达是他的亲戚，又是老战友。曹达的问题暴露后，这种亲密关系没有迷住他的眼睛。在他看来，一个老党员，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不仅不应当向人民要求非法的权益，反而应当成为遵守党纪国法的模范。他对曹达说：“法律不是只为平民百姓制定的，在法律面前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权。你过去的功劳和现在的权力，都掩盖不了你的罪行。我要提醒你，你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真正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这正是在罗放身上体现出来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具备的品格。
丁牧出身不好，丈夫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下，这成为她的沉重的精神包袱。但是，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使她重新获得了解放。她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家庭出身可能使她遭到新的不幸，不是急于为丈夫的冤案得到平反去奔走，而是以一个普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个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自觉性，大胆起来揭发曹达。不错，在曹达的诬陷和威逼下，她曾经有过短暂的犹豫。她说：“为什么领导犯了法，法律就管不了他们？”心头的这团疑云，除了事实之外，是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驱散的。一俟从赵国庆的口里得知灾区人民的苦难，她就开始谴责自己的软弱。接着，同市委第一书记的谈话，又再次给予她斗争的勇气。她在人民和党的怀抱里，找到了力量的源泉。在她的周围，有曹春梅、郑洪来、罗丹华、丁红、赵国庆这些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们的支持。
有的同志说，这个戏公安人员写得不好，是对公安人员形象的歪曲。我认为不能这样看。戏剧是艺术，艺术是用典型化的艺术概括手法反映生活的。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除了它的共性，还应有它的个性。在现实生活中公安人员的性格是多种多样的。作为艺术，既可以象《神圣的使命》那样，塑造王公伯这样坚持原则、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公安人员形象，也可以象《权与法》那样塑造出那个是非观念不清、盲目执行命令的公安人员的艺术形象。作品只能反映生活中的某一种类型，只能写象老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怎么能说是对公安人员形象的歪曲呢？我们应该对这些同志说：“请不要忘记这是艺术。”
反对封建遗毒，排除一切阻力，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是党和人民的共同目标，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叶剑英同志说得好：“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决不允许利用职权谋求政治上生活上的私利和特权。要坚决反对一切特殊化、走后门、损公利私、损人利己、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不正之风，凡是违反党纪国法的，必须严肃处理。”党和人民同封建遗毒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而且终将取得胜利。这就是《权与法》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