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老论学四则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范老论学四则
蔡美彪
范文澜同志病逝已经十年了。作为范老的助手和学生，我从范老那里得到多方面的教益，现在只就我所直接听到的范老关于治学的一些论说，写点个人的回忆。
专与通
范老从解放后，一直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工作。大约在一九五八年春季的一天，范老与我们中国通史组的同志谈话，赠给我们四个字，即专、通、坚、虚。
当时，我们通史组的几个同志，都有自己的分工，分别研究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领域（如经济史、文化史）。范老认为每人专攻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他引《庄子》的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告诫大家不可漫无边际地去求知，而必须有自己专攻的领域以为立足之点。否则，就会流于浮泛，而不可能对历史研究有所深入。
范老这次谈话，事先曾亲自写了提纲。这个提纲，我一直保存在手边。他在提纲里特意写了一段话论述专与通的关系。“通——专攻一部分，不顾其它，容易犯片面、局限的毛病。不知前后左右，使自己所专的部分，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不到适当的位置。实际上，历史是前后连贯的一条长线，又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大面。把历史知识缩成一点，
可能成为专家，但不能成为通才。必须专与通相结合，不可偏废其一。”范老在这次发言中，反复地讲了这个意思。并要我们“注意前后左右，做到直通旁通”。这不仅是治史的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
范老在这次谈话中，要大家成为“通才”，还要求能胜任多方面的工作。要能进行理论的研究和概括，又要会做史料的考订、编纂。要能写专题研究的论文，又要能做综合性的述作。要能做专门性的，也要能做普及性的工作。范文澜同志本人，在他的一生中，在上述这些方面都有他自己的代表作。他在领导我们工作时，往往是有意识地安排我们担负各种工作，以使我们得到多方面的锻炼。范老也十分注意文字的锻炼。记得有一次，他要我们几个人分选《晏子春秋》中的若干篇，要求译成准确、生动的白话文。他亲自修改，然后再退给我们琢磨。
坚与虚
范老在那次谈话中，强调了“坚”字，他说：“坚就是对做学问有坚定的信心，坚持的耐心，坚强的毅力。方针决定以后，认真做下去，要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
那时，政治骗子陈伯达大讲“厚今薄古”，而把它曲解为不要历史，甚至鼓吹把大学的历史系取消。一时之间，在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所以，范老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写道：“厚今薄古的意思，不可为‘偏风’所迷误”。他反复说明，“厚今薄古”，是要加强研究今史，同时也要研究古史。关键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他又以这个意思在北京史学界的一个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许。
范老自己是十分坚定的，他早在一九四○年，便在延安开始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从此以后，他便一直坚持此项工作。特别是解放以后的二十年间，他的精力几乎全都贯注在这部书的编写上。从一九四○年以来的三十年中，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范老本人也经历了多少困境和顺境，受到了多少赞扬和攻击。他却总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始终不渝，真是做到了“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曹丕语）他晚年多病，仍在坚持，说是“日暮赶路程，欲进足不前”。一九六八年七月，当他得知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又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支持时，非常兴奋。他虽然已在病中，仍然立即着手安排计划。那还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条件是极其困难的。我们这些助手，已不可能继续帮助他工作。至于历史观点上形成的许多混乱，更没有得到澄清。范老在他的笔记中说，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万分感激，又极为恐惧”。因为“自己能力极小，又怕现代史的写述”。但是，他还是以坚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心，制定计划，争取在五年内把全书写完。他说：“全书五年完成，我还不过八十。不算老。”他没有料到，仅仅在一年之后，疾病便夺去了他的生命。可以说，范老为编写中国通史一书，一直坚持到他的最后的年月。
范文澜同志是非常谦虚的人，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而我们这些人，由于学识的浅薄，往往稍有所获，便沾沾自喜。所以，范老在讲到“坚”字的同时，又告诉我们要虚心。他说：孔子说过：“管仲之器，小哉。”器小便容易自满。志大便总会感到不足。他非常谦虚地说：“我只感到自己空虚，缺乏知识和能力。没有本钱可以骄傲。但骄傲的毛病，不容易自知。还希望同志们一有感觉，就指出来，帮助我改正。”范老总是这样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对我们的身教胜过了言教。正因为这样，人们也都自觉地尊他为师长，而从不把他视为“长官”。
作为学术工作者，虚心主要表现在对待学术批评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方面。范老非常认真地对待人们对他的著作的批评，而并不固执己见。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的再版说明中说：“凡给予本编的指教，本人无不欢欣接受，即一字之教，也不敢忽视。”据我所知，事实也确是如此。不只这样对待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而且也极为认真地对待广大读者的意见。他非常仔细地阅读读者的来信，有错即改，不错的也添加解释，以为回答。我手边保存的一封读者来信上，范老写了这样的话：某某同志的意见必须接受，请代我复一信表示感谢。当然，他的“虚”是和
“坚”相结合的。他的某些学术见解，即使一时遭到众多的非议，也仍然继续坚持，从不随声附和。坚而不流于固执，虚而不流于附和，才是做到坚与虚的统一。
学与思
范文澜同志时常告诉我们，要重视马列主义的学习，也时常向我们提倡学习必须结合独立思考。他常引孔子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学与思的统一，而反对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斯大林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躺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人，把生动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生硬公式。另一种人恰恰相反，是从对实际的研究中得到指示。范老经常引用斯大林这段话，告诫我们要学习后一种，反对前一种。他一再对我们说，学习马列主义，不要贪多求快，而要仔细地慢读，要能领会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死记个别原理。一九五七年，有一次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去讲演，还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而不要“貌似”。他说：“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
范老为了向我们提倡独立思考，曾经印发过一篇斯大林的文章：《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恩格斯对沙俄外交政策论述中的缺点和错误。范老以此启示我们：研究问题应从实际出发，而不要被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所束缚。
方与圆
范文澜同志多年来一再向我们提出“天圆地方”的说法，这是他对于从事科研工作的一个形象的比喻。所谓“天圆”即要有灵活的头脑，勤于思索。所谓“地方”，即要坐下来，埋头苦干，潜心于自己的工作。他认为这是历史研究者的两个必备的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而变成“天方地圆”，既不会思索，又不认真读书，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范老自己从事科学工作的态度，是极为专心，也极为刻苦的。四十年代初期，他在延安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那时窑洞中只有油灯，又缺少图书资料，只好利用他仅有的一部开明书局版字体极小的《二十五史》，因此，使目力受到严重的损害。一九四六年，《中国近代史》上册出版后，他便得了很重的眼病，致使一目近乎失明。解放以后，他基本上是用一只眼来继续读书和写作的。他因此在晚间不能写作，便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记得五十年代时，范老每天都和我们一样地到办公室工作，特别是夏季昼长，他总要工作到日落，才回家吃饭，比我们工作的时间还要长。当大家从食堂吃饭回来后，见到范老仍在伏案写作，都不能不深受感动。
范老为了争取工作时间，努力摆脱行政事务。在延安时他任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解放后成立中国科学院，他请求不再参加院的领导，只负责一个研究所的工作。一九五八年以后，他又请求解除近代史研究所的行政领导工作，只是领导我们研究组，专心写书。可以说，范老是把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编写中国通史的工作上。
一九六○年以后，范老得了心脏病，此后每年都要住院，工作时作时辍。这使他更加感到时间的可贵。他还对我们说过，你们应当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我是不知死之将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他重新恢复工作时，久病之身，已极为衰弱，但仍在努力争取工作时间。一九六九年七月他再次病重住院。在医院中仍然找同志们商谈以后的编写计划。当病情稍有好转，他便要求出院。谁知道出院后的第二天，肺炎等病迸发，便不得不再次入院急救。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派出自己的保健医生，去抢救范老的最后的生命，但已无济于事了。七月二十九日，献身于历史科学事业的范文澜同志终于停止了呼吸。为了历史研究工作，为了中国通史一书的编写，范老呕尽了心血，战斗到最后一刻。
和任何人一样，范文澜同志也并不是没有他的缺点的。他的历史著作也只是一家之言，有待商讨。但是他那种无私的献身精神和勤谨的治学态度，却为我们做出了学习的榜样，给我们以鼓舞的力量。范老逝世后，把他所完成的著作留给了读者，也把他的未竟之业留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