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
茅盾
一九一七年夏季，南京开办了一个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这是北洋军阀时代第一个此类的学校。张闻天同志和沈泽民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五四”运动时，李大钊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全国各地都有这个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闻天同志和泽民都是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九二一年，闻天同志和泽民都不愿再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念书了。泽民因为我劝他读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再从事革命工作，所以他在一九二一年五、六月间方始离校。闻天同志可能早半年离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上海留法预备班读了半年书，此后就和泽民同到日本东京自学日文。在日本时，大概受了泽民的影响，他开始接近文学，并给《小说月报》投稿。那时我正在主编《小说月报》，记得他当时写过《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波特来耳研究》，以及三篇介绍和研究泰戈尔的文章，内容和文采都是不错的。
大约在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因康白情（“五四”时期北大学生，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之介绍，闻天同志从日本到了美国旧金山，在华文报纸《大同日报》担任编辑。在美国的时候（一九二三年二月），闻天同志翻译了那时新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最著名的戏曲家倍那文德（Jacinto·Benavente）的两个剧本《热情之花》与《伪善者》，都是从英文译本转译的。刚好我在上海也把美国文学杂志《Poetlore》上登载的倍那文德的《太子的旅行》翻译出来，所以后来（一九二五年）把这三篇戏曲合起来，题名为《倍那文德戏曲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闻天同志在翻译《热情之花》及《伪善者》时，写了一篇序，对于倍那文德的评价是：“一切艺术家因为感觉的锐敏，所以凡是社会上的缺点他总最先觉得，倍那文德也是不在这个例外的。他对于西班牙社会上种种旧道德与旧习惯的攻击，非常厉害。他以为过去的价值只在能应付现在与未来。过去的本身的崇拜，结果不过阻碍生命的向前发展罢了。”我以为闻天同志这时对社会发展的观点，就已经预示他将来会加入共产党，并为之而奋斗终身。
大约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闻天同志回国，到中华书局任编辑。闻天同志进中华书局是左舜生介绍的。左舜生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早在中华书局当编辑了。左当时是国家主义者。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中，有许多国家主义者，他们正在筹备组党。左舜生极力拉拢闻天同志，企图把他拉进他们这个组织。此时，泽民从日本归来后，已经加入共产党，他就劝闻天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加上那时也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的李达同志的鼓动，结果，闻天同志加入了共产党。
加入党以后，闻天同志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对当时党的政策的研究，十分努力。与此同时，他继续对文学发生兴趣，翻译了《勃兰兑斯的拜伦论》、《波斯诗人Gibran的散文学》，还写了剧本《青春的梦》，短篇小说《逃亡者》，中篇小说《旅途》等。我相信，假如闻天同志不是因为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投入了革命斗争的烈火，他很可能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上占一席地，充分发挥出他在文学上的才华。也就在这时候，闻天同志把他的兄弟张健尔从家乡带到上海，引导他做工人运动，后来也加入了党。闻天同志在中华书局所得工资不多，此时又要负担他兄弟的生活费用，所以他的生活是节俭的。他这朴素节俭的作风，直到他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时还是不变。正由于闻天同志入党后有卓越的表现，一九二五年党送闻天同志到苏联去学习。
以上所述，时间上或许有记错，事实则是不错的。我对于闻天同志的怀念是贯穿着亲切而又钦佩的心情的。他比我小四岁，和泽民同年，如果不是“四人帮”陷害他，他能活到现在，他对于党和国家的贡献一定还要大得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