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战争的高峰和天京的悲剧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报刊论文介绍

农民战争的高峰和天京的悲剧
最近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李侃同志写的《农民战争的高峰和天京的悲剧》一文。文章总的认为，天京内讧主要是太平天国政权逐渐封建化的结果，天京悲剧是旧式农民战争几乎不可避免的一种结局。文章说，人们每览“天国”史迹，不禁扼腕叹息，感到痛心。诸多专治太平天国史的学者，对天京内讧历来十分重视，对内讧的史实多所考订；对太平天国领导人在这次大分裂、大悲剧中各自的是非功过，多所评论。但迄今为止，对于造成这场大悲剧的原因是什么，谁应该对这次大分裂负主要责任，还是众说纷纭。一些评论，虽然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了洪、杨、韦、石诸人各自应负的责任，也都有各自的根据和理由。但是，由于过多地着眼于个人的主观因素和作用，因而就不能解释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当初誓同生死，高举义旗，浴血苦战，共建“天国”的首义诸王，在建都天京以后不久，彼此之间就发生了剧烈的矛盾和斗争？为什么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天国”的理想，保持农民领袖的阶级本色，而无例外地卷入了这场自相残杀的惨剧之中？
文章作者认为，天京内讧的发生，除了个人的主观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和阶级原因。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个人的性格、品德、作风等等，固然对起义的成败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在起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有大小轻重之分，然而仅仅凭着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性格品德，谁也不能一手创造一个太平天国，或毁掉一个太平天国。从表面上看，天京内讧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倘如洪秀全不是那么迷信宗教，不理政事；杨秀清不是那么野心勃勃，追求权欲；韦昌辉不是那么居心险恶，凶残屠杀，天京悲剧或许不会发生，但如果我们把天京内讧这场大悲剧放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去加以考察分析，那就可以看出，内讧的发生，并不是那一个人的阶级出身、性格品德、思想作风等个人条件和意志的产物，而是旧式农民战争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
文章作者接着列举大量的事实，说明内讧的发生是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政治上的争权夺利，生活上的追求享受、奢侈腐化，“天国”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蜕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文章说，历史事实证明，在农民战争风暴中建立起来的带有军事性质的政权和封建专制政权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小生产者的平等、平均思想和封建专制思想之间，也并没有隔着一道不能通过的万里长城。当着贫苦的农民不堪忍受残酷的封建压迫，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是作为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向着在政治上、军事上力量要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封建统治阶级搏斗。这时，为着农民战争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军事政权，它的主要作用在于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农民战争，打击封建统治势力，并且以新的国家政权的形式，号召人民站到起义者方面来推翻旧的封建统治，取代旧的封建政权。但是等到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当着这种政权已在比较广大的地区或全国范围内实行统治，并且相对稳定的时候，它作为国家机器，就要逐渐与社会脱离，由原来维护农民利益的权力机关，逐渐蜕变为统治人民的机关，最后变成新的封建王朝。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就是先例。太平天国虽然没有变成象汉、明那样的封建王朝，客观历史条件也没有再建立那样的封建王朝的可能，但是在它的后期，确实是在向着这个方面蜕化，并且已经走得相当远了。这时，平均和平等就不再符合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统治的需要了，而在以家长制为纽带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统治阶级用来进行统治的思想只能是封建专制思想。
文章作者最后说，太平天国政权逐渐封建化，领导集团思想的逐渐蜕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内讧分裂，这都是历史条件和农民小生产者阶级局限的产物，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我们既不能以此去否定和贬低太平天国反封建的伟大意义，更不能以此去苛求洪秀全等“天国”领导人，从而忽视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因为历史和时代并没有赋予他们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任务。超越这个程度，跨越历史时代条件和阶级局限，要求他们去办他们所办不到的事情，或者把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加在太平天国及其领袖人物身上，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所应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