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和学习张经武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回忆和学习张经武同志
杨岗
张经武同志逝世已经九年了。他忠诚党的事业，坚持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他的这种优良品德，几十年来，给了我很大的感染和教育。九年来，我常常回忆起他。今天，全国人民聚精会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应当牢记已经离开我们的一些革命领导干部的英雄业绩，继承他们的遗志，用当年他们那种革命精神来从事八十年代伟大的新长征。
一九六七年，林彪、“四人帮”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强加在经武身上，非法逮捕了他。在狱中，经武遭受了骇人听闻的酷刑毒打，右臂被打断，左肘关节脱臼，终于在一九七一年被迫害致死。经武身陷冤狱之后，我也被株连，投进监狱，关押了近八年之久。但是，那残酷的政治迫害，决不能使经武和我屈服；那森严的警戒，高高的牢墙，决不能阻挡我思念经武的心。回顾我们共同经历的战斗生涯，我深信，我们是无罪的。经武光明磊落的一生，无愧于党和人民。我深信，事实终会真象大白。可是，谁能料到，就在我盼望着自由的阳光，盼望着与经武重新团聚的时刻，他却已经被酷刑和饥饿夺去了生命。他含冤饮恨而死，没见到一个亲人，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话。林彪、“四人帮”甚至连他的死讯还对我封锁了一年多，我怎能不感到碎心裂肝的悲痛？！这真如同一场恶梦。然而在那凄风苦雨的岁月里，有多少人家同我们一样被“四害”摧残得家破人亡，生离死别啊！这是全中国人民遭受的一场空前灾难，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仇和恨。我们要永远记住这血和泪的教训。党中央为经武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经武的英魂当含笑九泉。这叫我和孩子们怎能不衷心感谢我们伟大的党啊。
经武青年时代，对于旧中国那种外有列强欺凌，内有军阀混战，国不统一，民不聊生的局面，深为不满，渴望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举义旗，开展武装斗争的影响下，经武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这个革命的真理。一九三○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还是在建设新中国的日子，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党的工作上。一九三○年，他在国民党军队和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一九三一年冬，到中央苏区从事军事工作。一九三四年跟随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他任中央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军委纵队参谋长，担负掩护军委机关的任务。在粮食、弹药极端缺乏的情况下，他经常率领全师指战员，和主力部队一起，同大于我几倍或十几倍的国民党军队英勇奋战。经过无数次战斗，终于击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保护军委机关胜利到达延安。一九三六年八月，经武遵照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用红军代表的名义单独到华北各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平津和华北大片领土陷于敌手，山东也受到严重威胁。在这危急时刻，他到了济南，不畏艰险，与韩复榘反复交涉，坚决斗争，终于迫使韩复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我党同志，壮大了山东地下党的力量。他们在山东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七七”事变后，经武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这时，山东人民在党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抗日游击队。为把各地游击队统一起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和指挥机构。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经武。他毫不犹豫地领受了任务，于一九三八年秋带了一批干部来到斗争十分艰苦的山东敌后，建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他任纵队司令。从此，进一步打开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开辟了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他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一面抓部队建设，培训干部，扩大武装；一面对当时的友军开展统战工作，多次粉碎日寇的军事围剿，击溃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一九三九年十月，经武同志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带领山东代表团赴延安，组织决定我也一起去。一路上，经过敌占区，穿越封锁线，边打边走，战斗频繁，常常连饭都吃不上，生活非常艰苦。经武和同行的领导同志，总是乐观地以长征路上和内战时期的艰苦斗争生活教育和鼓励大家克服困难。他常对我说：“你要在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经过千里跋涉，一九四○年冬到达了延安。一九四二年，整风学习期间，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成立，他任参谋长，在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在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战争中做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以后，人们都希望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经武同志征尘未洗，又遵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单身奔赴万里迢迢的西藏边疆，肩负起和平解放西藏的重任。一九五一年春天，在党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下，西藏地方政府派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来到北京，同以李维汉同志为首席全权代表、经武为全权代表之一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由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勾结帝国主义，在协议签订之前，已挟持达赖逃到边境亚东，企图以达赖出国来破坏西藏和平解放。协议能否执行，西藏能否和平解放，还存在着严重斗争。在这关键时刻，中央任命经武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立即绕道香港、印度，到亚东劝说达赖返回拉萨。任务紧迫，事关重大，周总理在紫光阁亲自向经武交代了任务和党对西藏的方针政策。接着，毛主席又在丰泽园接见了他，从晚饭后一直谈到深夜。出来时，毛主席又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注意工作方法，团结上层，一定要说服达赖回拉萨。他回家后，异常激动和兴奋，匆忙准备行装，并对我说：“西藏和平解放，关系到祖国大陆的统一，意义十分重大。党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和考验。无论有多大困难，我都要克服它，决不辜负党的信任。”我听着他的话，为党对他的信任而高兴，又为他单枪匹马到遥远的西藏而惴惴不安。我说：“我和你一块去吧，也好照顾你的生活。”经武知道西藏目前情况很复杂，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他安慰我说：“你身体不好，暂时不要去，等打开局面后你再去。”几天后，经武就轻装简从，寥寥数人，星夜兼程奔赴西藏去了。正当达赖集团内部对达赖是否出境意见分歧，举棋不定的时候，经武赶到了亚东。他立即递交了毛主席致达赖的信，转达了毛主席对达赖派遣代表到北京谈判，签订协议这一爱国态度的赞扬。他住在老乡家里，每天往返几十里路会见达赖，反复宣传协议精神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同时争取西藏上层分子中的爱国力量，鼓励他们走反帝爱国的光明大道。经过半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促使达赖返回拉萨。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圆满完成了，为贯彻执行协议迈开了第一步。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经武那种为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大无畏精神，就给同志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西藏工作以后，虽然他年事日衰，锐气却不减当年，仍然奋不顾身地为党工作。经武在解放军先遣支队前一个月到达拉萨。当时，拉萨的亲帝国主义势力相当嚣张，妄图推翻已经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经武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安全没有保障，群众无法接触，困难之大，难以想象。尽管如此，他仍然精力充沛，不顾高原长途跋涉的劳累，一下马鞍就紧张地投入上层统战工作。他每天到贵族僧侣官员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协议精神。有一天一连去了六家，由于过度疲劳和严重缺氧，在房中突然晕倒，打碎了水瓶茶碗，脸都碰青了。清醒过来后顾不上休息，又立即要警卫员摇动马达给中央发电报，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我军胜利进驻拉萨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趁我供应困难，公开叫嚷“饿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妄图把我们困死、饿跑。以经武为首的西藏工委采取开荒生产、对外贸易、修筑公路等措施，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站住了脚跟。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策划下，利用传昭宗教活动的机会，召开了“人民会议”，派出所谓“人民代表”向我请愿。四月一日晚，他们公然纠集部分藏军、喇嘛、流氓千余人包围了机关和经武的住所，周围房顶上架满了机枪。他们疯狂地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制度不能改变”，妄图煽动社会骚乱，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行。在这危急的时刻，经武身边只有一个警卫班，他却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一面通过电话和张国华、谭冠三同志研究布置了部队，以防万一；一面请来西藏地方政府的全部噶伦，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争取教育工作，严正指出这次骚乱是分裂祖国的阴谋，背后有人策划，西藏地方政府必须立即制止。他特别强调，我们坚决按照和平协议的原则办事，力争通过和平方式消弭骚乱，万一有人执迷不悟，硬要扩大事态，我们将被迫坚决自卫，其后果将由肇事者自负。从而戳穿了伪人民会议的阴谋，争取教育了大多数爱国力量。噶伦们承认事态的严重性。当场，阿沛·阿旺晋美等噶伦提出留在经武住地，一同应付万一，避免事态扩大。经武和工委领导同志又对上层经过彻夜工作，使那些张牙舞爪的反动分子未敢骚动。
以后，经武带着一个警卫班去布达拉宫见达赖。藏军遍布山坡，枪支林立，戒备森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经武镇定地对战士们说：“我们要坚持和平协议的原则，决不打第一枪。万一反动分子武装挑衅，我们就不得不坚决自卫还击。但打还是为了和平解决问题。今天上去，要准备牺牲。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于是他留下其余战士，只带着翻译和两个警卫员，迎着满山荷枪实弹的藏军登上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共产党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使达赖不得不佩服。在经武的坚决斗争下，达赖终于下令解散了“人民会议”，撤了武装骚动的两个幕后策划者的职务，给了反动上层集团一个沉重的打击，使西藏的整个形势由动荡转为安定，为后来开展全藏工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经武一贯忠诚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藏后他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请示报告制度。他说：“西藏地处边远，情况复杂。我们的工作更要谨慎，要让中央充分了解这里的情况，及时取得中央的指示，这是做好西藏工作的重要保证。”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人们都睡了，他还在灯烛下认真给中央写汇报。凡中央的指示，他都仔细记在本子上。他亲手作的笔记就有几十本，里面记载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还有他为贯彻执行这些指示所作的大量社会调查和相应的意见、计划。他十分珍爱这些笔记，常常嘱托我为他妥善保存。
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在大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尽力做好影响群众的工作。他亲自和上层人士联系，开展统战工作，并和干部一起，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影响群众的工作。他们积极培养民族干部，向农牧民发放无偿农贷，创立医院和派出免费医疗小组，组织贸易，开办学校等等。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慎重稳进”方针，经武亲自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西藏历史和社会现状资料，从而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办事。一九五六年，有些干部急躁冒进，要实行民主改革。他教育干部要从西藏实际出发，克服急躁情绪，统一了认识，粉碎了反动分子妄图利用民主改革，制造民族矛盾，打击爱国进步力量的阴谋。一九五九年，在平定西藏武装叛乱中，根据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指示，他带领干部深入农牧区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符合西藏实际的关于农牧区民主改革的具体方针政策，在西藏高原上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六一年，西藏普遍成立了农牧业生产互助组，有的同志想趁热打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时，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指示西藏要“稳定发展”，五年之内不办合作社。经武认真传达和贯彻这一指示，说服大家不要硬搬内地经验，要让翻身农奴休养生息，尝到民主改革带来的好处。他还亲自下乡蹲点，总结基层开展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的经验，为以后西藏农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十五年来，经武忠实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西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倾注了全部心血。西藏人民看了多年，比了多年，他们感慨地说：“共产党好！解放军好！张代表和我们心贴心！”
经武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总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艰苦奋斗，以身作则，表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高尚品质。在西藏工作期间，他经常教育汉族干部要以苦为荣，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毛主席、周总理要求进藏汉族干部学习藏语藏文，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起一块小黑板，拜藏族干部为师，认真学习藏语和藏族人民的风俗。后来，他在同上层人士和群众谈话时，常常使用藏语，使大家感到格外亲切。在他的带动下，西藏各级党政机关的汉族干部学习藏语藏文蔚然成风，培养了一大批会讲藏语的汉族干部，有些还成为精通藏语藏文的翻译骨干。经武患有多种疾病，但他坚持在高原同疾病作斗争，经常带病下乡检查工作。一次，在工布江达县召集基层干部了解情况，他突然虚脱昏厥。同志们为他的疾病焦虑万分。他醒过来后，鼓励大家说：“你们按照党的政策，充分发动了群众，生产搞上去了，我很高兴。”
同经武一道工作过的同志常常谈起他团结同志、爱护干部、公正民主、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他常教育干部要加强团结，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他在处理干部之间的关系时，总是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他就主动承担责任。西藏干部是从各方面来的，曾发生过一些不团结的现象，经过经武同志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及时妥善地得到了解决。他爱护藏族干部，注意对他们的培养和使用。他亲自和组织部门一起研究选送藏族积极分子到内地学习，并经常同藏族干部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一次，藏族翻译人员反映：“上层瞧不起我们，叫我们通司（带侮辱性的称呼）。汉族干部有时也这样叫。”于是，经武在会议上专门作出决定，不准叫通司，要叫翻译或秘书。不论汉族干部或是藏族干部都愿意接近他。都说在他领导下工作愉快，心情舒畅。
经武在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常对我说：共产党的干部应该是群众中的普通一员，半点特殊化也搞不得。在延安时，他总穿着一套褪色的旧军装。管理科叫他按规定交旧领新。他说：“衣服能御寒就行，不必换新的了。”坚持不换。他在西安当警备司令时，部队每人发一顶蚊帐。他却把自己的送给了一位起义将军。后来警卫员又为他领来一顶，他批评警卫员违反制度，结果照价付了款。在西藏开展统战工作期间，收到的珍贵礼品很多，他从来一丝不沾，全部交公。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是，这些模范行为却教育着我和周围的同志，我们感到这些事都体现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情操和品质。
我和经武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结成了革命伴侣，在几十年战斗生活中，他不仅是我的丈夫，更是我的益友严师。他参加革命后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党指向哪里，他就战斗到哪里。他总是充满着革命激情，爱憎分明，忠心耿耿，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险阻，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和孩子们一定要继承他的遗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