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命运和作家的责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文学的命运和作家的责任
刘梦溪
一
对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应该如何估计？看法因人而异。但是，即使最挑剔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三年来的文学创作有了巨大的发展。
就在三年多之前，由于“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政策，我国文学还在与人民一起共同经受着磨难。当时，文艺的殿堂为穿着“三突出”盛装的各种模式所占据，非虔诚的顶礼膜拜者不得僭入。“旗手”的话高于一切，帮派的利益代替了公众对美的要求。历史被颠倒着，文艺和生活的关系被倒悬着，一切有革命良心的作家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甚而，在“抓走资派”的喧嚣声中，文艺一度变成了反动政治的奴婢。人民疏远了艺术，畸形的事物牢牢地禁锢住了人民的智慧和心声。社会主义的艺苑一片荒芜。然而曾几何时，这些反常的现象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都化作了历史的陈迹，冰冻逐渐解除，百花开始复苏，许多遭到长期禁锢的作品又与读者和观众见面了，并且创作出一大批真实反映人民心声的优秀之作，文艺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了恢复。这是多么巨大而又令人欣喜的变化啊！
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学，它的命运永远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就指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他又说过：“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真正人民的文学，是不能离开人民的。人民受难，它必然跟着受难；人民胜利，也给文学迎来了值得庆贺的节日。这是规律，无论“五四”时期，三十年代，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还是四害横行造成的十年浩劫，莫不如此。“四人帮”粉碎了，我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文学也得到了解放。这是三年来文学发展的根本契机。
二
我们说三年来文学有了发展，固然包括文学团体得到了恢复和重建，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竞相问世，文学活动又获得了它的爱好者；但更主要的，还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它和人民的心贴得更紧了，跟上了革命的脚步，和时代跳动着共同的脉搏。只要看一看三年来文学创作的主题的变换，就会明白其中的奥秘。
“四人帮”被粉碎不久，立即涌现出一批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映人民群众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话剧，《丹心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报童》、《曙光》等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同一主题。这些作品受到欢迎不是偶然的，因为林彪、“四人帮”一个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就是丧心病狂地反对和迫害以周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也就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人民通过这些作品寄寓着自己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和对已经逝去的年代的哀思。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不断深入，林彪、“四人帮”长期推行极左路线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给人民带来的精神恶果，引起了作家的关注，短篇小说《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作品于是应运而生。《班主任》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生动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如何败坏社会风气，致使某些天真纯洁的青少年失足，而是出人意表地塑造了谢惠敏的形象，提醒人们对极左路线的影响之深绝不可视而不见或盲目低估。换句话说，这些作品已经接触到了人民的“内伤”。它们以锐敏的观察和新颖的手法，使“四人帮”粉碎后的我国文学开了新生面。
党的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全国人民奋力追求的目标。那末，实现四化的征途中会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陈旧的思想和已经发展了的现实的矛盾或者说思想僵化，以及不完善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或者说我们社会制度的某些不完善的环节，最容易阻滞四化前进的脚步。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李顺大造屋》、《悠悠寸草心》、《盼》，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特写《人妖之间》，话剧《未来在召唤》、《报春花》、《权与法》、《研究研究》等作品，就是为回答上述问题而产生的。这些作品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多方发掘，大胆创新，或塑造为实现四化而斗争的实干家的典型形象，或揭露“四人帮”散布的种种毒菌，或鞭挞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或谴责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人民的情绪、愿望、要求和呼声，提出并试图回答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年来文学创作的发展表明，人民有所思，作家便有所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文学便试图作出回答。而且，人民想得愈多的问题，文学反映得就愈多，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文学探索得愈益集中。而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不就是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新时期的文学，对人民、对党，是多么坦白而忠实啊！要说党性，这就是它在文学中的生动体现。文学的发展，反映了党的事业的发展，我们透过文学主题的变换，谛听到了伟大祖国在克服羁绊后不断前进的脚步声。
三
回顾三年来文学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每前进一步都经历了艰难和坎坷。
当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刚刚出现的时候，不是有的同志曾经担心这样做是否合适，或者认为至少戏曲不能塑造领袖形象吗？通过艺术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不仅出现在小说中，而且出现在戏剧舞台，不仅话剧演，地方戏也演，连陕西的秦腔也演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人提出，塑造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必须按照“次序”，不能随便颠倒；甚至给《丹心谱》加上“老是歌颂周总理”的罪名，横加指摘。对此，人民和它的代言人作家的回答是：如果“次序论”可以成立的话，人民群众就应该统统被赶出舞台了，因为领袖之外，还有中央各部及省、市、地、县、公社各级领导干部，如果按顺序写，何年何月才能轮到普通群众呢？！《班主任》等短篇小说出来后，遭致了更多的责难和非议，什么“暴露文学”呀，“伤痕文学”呀，“批判现实主义”呀，“反对工农兵方向”呀，以及写这样的作品就是“缺德”呀，棍子帽子交相飞舞，不一而足。可是，这些作品由于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写出了人的性格和人的命运，包含着我们党和人民对过去的经验教训的思索，表现出作家对新的生活的理想和追求，它生气勃勃地存在着，发展着，并且受到读者衷心的欢迎和喜爱。
文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手段，作家可以而且应该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探索。文学家先于政治家提出问题，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因此，致力于如何扫除四个现代化道路上的各种障碍的创作尝试，应得到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当然，文学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主要通过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诉诸感情，并借助道德的力量，来感染人、启发人、教育人，进而对社会包括政治发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抹煞文学的政治作用，鼓吹脱离政治，是错误的；夸大文学的作用，把文学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也是错误的。文学创作涉及生活中某些消极现象，是正常的，就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样，如果做得好，只会促进我们的事业的发展。如王蒙的短篇小说《悠悠寸草心》，批评了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一位老干部，忘记了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保护过他的劳动人民，笔端怀有炽热的感情，读之令人感动。还有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发表后曾经引起议论纷纷；但是，这篇作品对罪犯王守信的揭露和促使她行动的环境的解剖，对扫除实现四化的思想障碍和组织障碍，具有何等重要的启示意义！实事求是地考察，这些作品不是真正起到了联系党和人民的桥梁的作用么！党通过这些作品，可以“观风俗，知得失”，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群众看到这些作品在党的报刊上发表，则会产生希望，增强信心。它们不仅不妨碍安定团结，反而是密切党群关系的融合剂。
四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是比较复杂的。同一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观众中间反映可以不完全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艺术欣赏的过程，必然要掺进欣赏者的生活经历、道德理想和审美趣味，实际上已经是艺术的再创造。要求作家在创作之前，准确无误地预计到作品发生的全部社会效果，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他在创作时总要顾及作品可能发生的社会效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的社会实践是检验文艺作品效果的标准。一部作品的社会效果如何，必须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说，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动机和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效果，这二者是一致的，不能截然分开或者互相对立起来。
正因为如此，活跃于我国新时期文学舞台的作家，责任是异常重大的。一方面，他们必须保持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敢于正视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无论遇到什么阻难，都能够知难而进；另一方面，还需要顾全大局，选择题材、进行创作构思和开掘主题，应当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体利益。那些以瞒和骗为其特征的粉饰现实的作品，我们向它永远告别吧，人民不需要这种冒牌的文学。新时期的文学，必须把真实作为自己的生命。我们反对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作过于狭窄的理解，认为举凡世间一切有意义的题材，只要作家熟悉，都可以进入笔端；但作家探索生活中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的尝试，更值得重视。别林斯基在谈到作家的责任时写道：“社会已经不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个娱人的角色，而要他成为它的精神和理想生活的代言人；成为能够解答最艰深的问题的预言家；成为一个能够先于别人在自己身上发现大家共有的病痛、并且以诗的复制去治疗这种病痛的医生。”（《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4页）是的，作家是可以成为医生的，他的笔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解剖刀。当然，歌颂和暴露同样是作家的职责。对生活中丑恶的事物，对阻碍四化实现的各种陈规陋习，我们的文学要给予鞭挞和揭露。对于生活中的诗意和美，对我国人民在争取实现四化的斗争中创造的英雄业绩，我们的文学更应该用强烈的色彩加以描述和表现；而且，作为社会主义作家，他在描写生活中的阴暗面或暴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应该有明确的目的，不能为暴露而暴露，而是为了揭除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也不能仅为展览伤痕而写伤痕，或止于抚摸伤痕徒发感叹，而是为了医治伤痕来写伤痕；同时还要注意真、善、美的统一，努力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去教育和鼓舞人民。
社会主义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除了由于作家世界观的不同而对作品主题思想的挖掘有本质的差异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作家对社会弊病采取的态度迥然有别。资产阶级作家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的同他所处的社会是对立的，因而他可以淋漓尽致地揭露社会的脓疮，而毫不怜惜它的溃灭；社会主义文学就不同了，它固然也有责任揭露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弊病，但揭露病痛是为了治疗病痛，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按其性质来说，是人民自己的社会，它的一些不完善的环节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变革来解决。如果一个作家只是一味地揭露社会的弊端，而不顾由此产生的客观效果，对社会不是采取负责的态度，就没有尽到社会主义作家的责任。就是说，勇于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是作家的责任，如何正确地描写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同样是作家的责任。在我国，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对人民负责，也就是对党负责；反过来，对党负责，也就是对人民负责。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显著特点。我们的作家始终并且只能与党和人民共同着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