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证”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罪证”〔短篇小说〕
贾平凹
一九七五年夏天，我们水稻病虫害研究所到陕南去考察。在地区统一安排后，我就被分配到边远一个县的叫冯家湾的村子里去了。那日路上突然遇到一场大雨。我顿时浑身精湿，揣着那个资料袋，猫身一丛树下，寻那山脚下的村庄，白雾尽裹，漫漫不辨屋舍。冯家湾该是哪一沟、哪一洼呢？
迷雾中，但见河中正过来一个大嫂，瘦小的身子，背了高高一背篓龙须草捆，拉着一个披蓑衣的女孩，蹒跚地趟水过来。我迎上去，她却放下背篓，一把又一把拧着头发上、衣服上的雨水。拧毕了，好象才发现我似地，问：“你？”
我说我是省上来的，要到冯家湾去，该从哪条路走呢？
她抹了抹脸上的雨水，打量了我一眼，便拉上女孩回头对我说：“跟我走吧。”
我十分感激起这山地女人了，相厮着她，一步一滑地走。我们谈起来，她言语却短。但我还是知道了她姓张，小女孩叫琴儿，娘儿俩一早是到河口镇集市上去的。而且也知道了：这地方生活苦焦，家家都是以龙须草合绳、编织什物赚钱支应日月的。今日集市上草又上了价，她钱不够，一直等到集尾，才买了这六十斤劣等草，没想又遭了雨。
说话间，到了一个村口。大嫂说一声“到了”，便一扯孩子手，匆匆向一条巷道走去。我说声“谢谢”，她不理睬，似乎压根儿就不认识我；我再追上去，问大队部在哪？竟是不停，不理；女孩想说什么，被她架了胳膊，闪进巷去，逃得没踪没影儿了。
我只好独自进村，好不容易寻见了大队支书。这是个三十多岁的五短汉子，听说我是省上来的，又见我戴着眼镜，夹着材料袋，便十分热情地说：
“欢迎，欢迎！是报社记者吧！要我谈哪些方面的经验呢？”
我知道他搞错了，忙作了自我介绍。他眼睛就眨了眨，对会计说：
“噢，那你给这位同志安排在公房住下吧。伙食嘛，吃派饭好了。”
说着，就给我那么一声笑，说他还有事，“失陪，失陪”，便走了。
从此，我就住在村口的那间公房里。房子是多年未住人了，盛些破旧农具，灰尘满地的，收拾了半天，才勉强安下张床。我开始了我的工作：下田观察，访农了解，整理资料。没过几天，就和村里人混得挺是熟了。那时节，正逢稻子才泛青，却有很多地方出现枯黄病，社员说这是一种虫害，历年这时成灾，常常是才泛青的稻子就发黄变僵，正头疼着没个法儿治。
“这虫叫什么名呢？”我问。
他们都闭了嘴，只说是害虫罢，就都走散了。
这一天晚上，我亲自到田边观察去。月亮很好，水气浮上来，开始从那稻根处向上升起一丝一缕的雾，抖抖地，
便在水田上形成团，整个湾地就朦朦胧胧地神秘起来了。我捏着手电，趴在田埂上，久久地盯着那虫的动静。
“你怎么趴在这儿？水气上来了，会凉身子哩！”
背后突然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回头一望，原来是河边遇见的大嫂。我说我是专搞水稻病虫害研究的，来观察害虫动静的。没想她身子微微一震，就惊叫起来了：“啊，你也是干这一行的？”
她就帮我捏起手电，说这种使稻子变僵发黄的虫害可大，又鬼，白天无踪影，一到夜间就出来害人，天一亮又溜了，是躲在稻子根里，或是在田埂的草丛里的。偷吮稻茎汁的时候，多是在夜里十一点，欢喜结伙成群……
她说得条理极了，完全是个研究人员的口吻，我听得入神，便叫道：
“说呀，说呀，说下去！”
她却突然不说了，站起来，慌口慌心的样子，朝四处看了看，说声“我什么也没说呀”，就蹑脚儿走了。
我总不理解这个奇怪的女人。瞑瞑的雾色中，看着她从田埂上弯弯扭扭地走了，多么单薄的小小的身影啊……
夜里回来，我找会计又谈起这种虫害。会计想了想，就在文件柜里翻了老半天，翻出一沓什么破纸来，拍拍灰尘，说这材料里有些这种虫害的具体记录哩。我看那破纸，是五张没头没尾的文字，红笔全打着“×”儿，而且遇着那虫名的地方，都被挖去，只留下两个刺眼的小窟窿来。我读着，立即就惊住了。啊，这里对这种虫害的形状、习性、活动规律，及其危害，都有着详细记录。刚才那大嫂讲的，差不多这里边就都说到了。我赶紧问道：“这是谁写的？啊，太宝贵了，太宝贵了！”
会计却惊得目瞪口呆了，说：“是本村一个人写的，这是他的罪证呀！”
“罪证？”我一怔：“那你领我去见这人吧！”
会计黑了脸：“他死了。”
“他是谁？”
“开除回来的农学院教师，一个反革命分子。”
我瓷在那里了。
会计从我手里拿走材料，胡乱地丢在文件柜里，一把锁锁了。再问他情况，他始终不说，央他把材料给我，也不肯，说：“我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母靠我养活，我可犯不起这个罪！”
第二天，我找到支书，他正和几个人商量什么。在一旁听了一会，原来是社员生活困难，给我的饭很难派下去，决定让五类分子户也来摊派。我来的意思是要这份材料，不料才一提起，他竟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骂那作者是反革命，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骂够了，拍拍我的肩膀，说：“同志，咱这地方虽小，阶级斗争复杂啊！现在五类分子家开始也要派饭，你得警惕他们趁机进行捣乱破坏哩！”
我还能再同他说些什么呢？就只好回到我那公房住处。愁闷无法排泄，便抽起闷烟来，一根接一根的，懒得脚儿一步也挪不到门外去了。
黄昏的时候，门吱地一推，探进一个小女孩的脸来，说：“叔叔，饭熟了，我娘叫你去吃饭哩。”
我才看清这是琴儿，知道今天的饭派在她家，但马上浑身一震：她家莫非是五类分子吗？！
我说：“你娘呢？”
“在家等着。”
“你爸爸呢？”
“我没有爸，他死了。”
她垂下头去，眼里噙着泪水。我不敢再问下去了，默默地跟着她走。穿过巷道，绕过涝池，一径儿走到了村后山根处一座院子。院墙已经坍了，豁口处用树枝扎着。推门进去，院子很大，却显得荒凉，大嫂正坐在院中搓单股龙须草绳。那是灵巧手儿，嗤嗤地，龙须草就在怀里跳跃，立即就变成细绳儿，无穷无尽地爬满了她的腿上、脚上；然后又站起来绕绳团；偌大的一堆草绳，绕成个大西瓜样了，又绕成了个小圆瓮儿了，外紧内松，只要牵出个头，那绳团就象魔术箱似地有抽不尽的绳来。她见我进来了，“呀”地一声，忙放下活计，端过椅子让坐，便盛菜，便摆饭。菜是酸菜，饭却是特大特白的两个馒头。她说：“乡下没什么好吃的，叫你将就了”。
她拉了琴儿坐在门槛上看着我吃。我知道这顿饭是专为我做的了，说，随便家常便饭就是了！何必把我当客呢？她说：“难得给你们这些人吃我一碗饭的；能来我家吃，就是炒了身上肉，也觉得体面的了！”
我很感动。那馒头蒸得特香，吃下一个，我无论如何也不肯吃那一个了；趁大嫂下厨房时，就拿了让琴儿吃。她不，却好奇我口袋里装的那个大日记本了，说：“叔叔，你念那么厚的书吗？”
“是的呀。”我顺话儿应着她。
“这书是你写的吗？”
“是的呀。”
“我家也藏有这样厚的书，好几本哩，都是爸爸写的。”
“爸爸？你爸爸能写书？”
“爸爸也是城里人，教过大学哩。”
啊，她难道就是那个反革命的女儿？那份虫害记录材料难道就是她爸爸写的？我赶忙问：“他写的什么书呢？拿来也让叔叔念念。”
“好的。”她说着，就要进内屋去。大嫂突然变脸失色地跑进来，照琴儿脸上就是一巴掌，骂道：“叔叔在吃饭，你捣什么乱？！还不给我滚出去？！”
琴儿哇地哭了，大嫂却回头对我笑笑，说：“孩子少教，打搅你吃饭了。乡下没甚好的，可得吃饱啊！”
说毕，就又对我笑笑，那笑得很难受。我越发觉得这是一个神秘的人了。
后来，我在村子里，田头上，偶尔碰见她，她总是那么无声地笑笑，显得是那样的谨慎，那样的胆小。我才要和她说句话，她又低了头，早匆匆而去了。我苦恼无法和她说话，一直证实不了那份材料是不是她丈夫写的。若是她丈夫写的，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材料呢？问问村里别人，似乎犯禁似地，谁都避而不谈。我只好又去求会计要那份材料。会计是个胆小人，先是死活不肯，后一再强调科学价值，他才取给我，千叮咛万叮咛不要让支书知道。这样，每天晚上了，我总是在灯下细细看一遍那份材料，研究那五张纸上的每一个字，然后又到水田去观察。愈是观察，愈是惊服这材料的重要了。这个时候，我是多么地怀念这位没有名字的作者啊！
这天晚上，又轮到我去她家吃饭。她家的门上一把锁。我猜想她还没有收工，便坐在院里的石头上等着。一会，她拉着琴儿回来了，抱歉地说，她到集市卖草绳去了，回晚了。一边说一边迅速开了门。奔向房里，从怀里掏出一叠稿纸儿，迅速塞到抽屉里锁起来。似乎怕人看见，不巧刚好让我从背后看见了。我更疑惑了：辛辛苦苦织了草绳去卖，不换回点吃的东西，买叠稿纸干什么？吃罢饭，我坐在桌前吸烟，她便到院子里的月光下合绳。合绳是个很美妙有趣的活计，但劳动强度很大，两只手特别吃力。我看着看着，不禁想，她一个寡妇人家，日日月月这般合绳，这绳里拧进了她多少的心思？她的那颗还该年轻的心已经被拧成了什么模样了呢？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就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材料来。正看着，她提着合好的绳进来，走过我面前，才瞥上那么一眼，目光立即就拉直了，一把抢了那份材料在手，突然便浑身抖颤，说：“你这是哪儿拿的？你这是哪儿拿的？”
“这是……”
“这是琴儿她爸的书稿呀！琴儿爸啊！……”她哭得说不出来了。
啊！我要找的人终于找到了吗？！我就一五一十讲了我的身份，我的任务，我寻找这材料作者的心情。我说得很急，动情得声都变了。她就一直看着我，似乎要在我脸上看出我的诚实。末了，她一俯身，就又趴在那里泣不成声了。我呆呆地，再不敢说下去了，看着她那抽动的肩头、她那颤抖的头发，心里一酸，眼泪也就流出来了。她却猛地回过头来，说：“老贾，你不要怪我老避着你……我就给你说吧，全给你说了吧！”
她说，她的丈夫是个教师，在农学院教了十年的课，写过几本书，文化革命中便挨了批斗，就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回家了。从此，他成了罪人，她和孩子也成了反属，过着眼泪洗脸的日子。她说，丈夫是个硬脖子人，他不服罪，回到家里，还是搞他的本行，又开始研究起陕南水稻的病虫害来了，调查呀，观察呀，整夜整夜趴在炕头上写书，写了一本又一本的。她说，后来大队支书知道了，就大会小会批斗他，要他交出书稿。他不交，将书稿散藏在墙缝里，屋梁上。大队支书领人来抄家，抄呀抄的，就抄去了一部分。幸喜是小小的一部分呀。她说：就在这小小的一部分里，正好是关于使稻子泛青时常见的虫害，丈夫给这种虫起名“僵青虫”，支书说，这是影射江青，攻击首长，给他带五十斤重的黑牌子，游了六天六夜的街，那个惨象呀，如今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了。她说，自那后，丈夫就病倒了，再没有起来，临死前，把她叫到跟前，让她保存好他的书稿，说等到将来出版了，一定会对农业发展有用处的……她说着，眼泪又出来了：“我一直记着他这话，我一直在记着这话啊！”
我这才明白了，为什么这份材料上，凡是虫名的地方都被挖去，为什么外人避而不谈这事，为什么那位支书一听这事就勃然大怒！我不禁拍着桌子骂起来：这是何等的摧残科学，这是何等的法西斯统治，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啊？！
大嫂说：“这份材料，就是当时抄走的那一部分，我不识字，可我认得纸，识得琴儿爸的字样，那原有十多页的，现在就糟踏成这几页了啊……”
她说着，心疼得什么似地。我问现在剩下的那些书稿呢？她挪近身子来，悄悄告诉说：“我把它藏在我娘家兄弟家了，我怕再有遗失，让他偷偷找人抄写两份，已经抄了多半了；我今日又买了纸，夜里就给他们送去呀。”
啊，多么坚强的丈夫，多么坚强的妻子！我站起来，站在她的面前，默默地看着她，我真想对着她行一个崇高的敬礼，向着她唱一首伟大的颂辞。她，却出奇地对我笑了，第一次笑得那么自豪，那么响亮，那么动人！
第二天一早，我就向大队支书提出要追回被抄走的全部书稿，声明这不是什么罪行证据，而是一份有相当价值的学术资料。支书立即跳起来了，说我是为阶级敌人翻案，说要向我的上级告我的状。
果然，几天之内，村里谣言四起，说什么话的都有：说我立场不稳，被反革命分子的老婆拉下水了，又说我本身就是臭老九，而且还说，已报材料给我的上级了，马上要给我戴反革命帽子了！一时灰天雾地的。我没有理睬他们，照样下田观察，照样找人调查，照样到这家大嫂家去，而且她给我编了一双龙须草鞋，我就一天三晌地穿在脚上。就在这天下午，我收到考察团的信函：要我立即从冯家湾撤回。
我只得要走了。
夜里，天阴的可怕，稻田里升腾的热气，一团一团地从窗口涌进来，蛙鸣也吵得烦人。我关了门，坐在窗下，没有沏茶，没有点灯，只是默默看那夜空：那沉沉的黑云，该是有多厚呢？那云里有电吗？有雷吗？突然有人敲门，接着在问：“老贾，你睡下了吗？”
我听出这是大嫂的声音了，忙点了灯；门刚一开，她就闪了进来，就势靠在门板上，说：“我真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就呜呜地哭起来了。
我慌了手脚，忙劝她，说不是她害了我，倒是她教育了我：“大嫂，我走了，那书稿你得好好保存，咱等着它出头的日子！”
她不哭了，突然解开怀，原来就在她的衣服里，严严地揣了两大本手抄本，递给我说：“书稿抄完了，我信得过你，你就带上一份吧。”
我双手接过来，只觉得沉甸甸地重。书稿抄写得十分工整，每本足足一指多厚，是用白线一针一针纳着装订起来的……
我突然两眼一热，一串泪水落下来：“请你放心，我会懂得这是份什么的！”
她坐下来，却显得异常地平静，问我明日真的走吗？还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那双草鞋穿着还磨脚吗？我答说什么都准备好了，又抬起脚让她看了。末了，我只说让她好好保重，带好琴儿。她笑了，说：“我总算对得起她爸了，就是现在死了，眼睛也能闭上了。可我不会死去，我要拉扯孩子，我要活着，还要看到这书稿变成书哩！”
她要走了，我把她送出来。她那单薄的小小的身影儿，一晃，就没在黑暗中了。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着她的脚步声，一直站到露水下来了，才走回屋来。
后来，我回到了考察团部，自然受到了批判。但那本曾经是“罪证”的书稿，还是历经艰险带回了城里。当时，没有人敢出版那书稿，我一直把它藏在我的枕头匣里，走到哪，带到哪，从未离开过身。“四人帮”粉碎后，它终于出版了，还获得了科技界极高的评价。我立即将书寄给了那位大嫂，但却久久没有回信。我知道她不识字，写不了信，总思念着要去看她一趟。可是，就在今年春上，我突然收到寄来的一个包裹，拆开一看，竟是和我以前穿过的式样相同的一双龙须草鞋。里边还夹着一封信，字迹弯弯扭扭的，原来是琴儿写的。信上说：
“爸爸平反了，我也上学了，也能帮娘合绳了。娘身体很好，常常念叨您，说您再到陕南来，一定要到家里来，现在有了粮，可以做一顿白米干饭了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