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李元庆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忆李元庆同志
李焕之
还在第四次文代大会之前，当我到医院看望李元庆同志时，我们还一起畅谈民族音乐研究事业的发展。不久，在第四次文代大会开幕式的那天，我在休息室见到他精神和气色都比住院时好多了，我真为他高兴。是的，“历尽艰辛，未销壮志，抖擞精神再站岗”（茅盾诗句）。文艺春天到来了，我们还要为社会主义的音乐事业添砖铺瓦。但是，怎么想到，元庆同志竟然这么快就离开我们了呢！
回想起三十八年前的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东山上的窑洞里，他刚从大后方来，我们初次相识就成了邻居。元庆同志是那么热情开朗而且健谈，一见面就使我觉得他是一个事业上孜孜不倦，有造诣的学者。虽然当时都年青，他比我大五岁，但他学识丰富，已经有不少音乐理论的译著，我在抗战前就已拜读过他的著作，很受启发的。
在延安的那几年，我们一同编辑陕甘宁边区第一个音乐评论的刊物《民族音乐》，元庆同志为刊物撰写、翻译文稿之外，我们还对简谱记谱法，提出了改进意见（如调号的写法C=1等）；在民歌编选小组里，我们一同整理、校阅、编纂陕甘宁边区的民歌资料。我们还一同参加大生产运动。在卷棉组里，元庆同志又是一个行家，我们细心琢磨如何把棉卷卷得松紧合度，使纺线的同志们得到充足的供应。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一同工作在新的地区——从张家口到冀中平原。在那艰苦的年月里，元庆同志不顾体弱有病，一方面给华北联大音乐系的同学们讲课，编写音乐基础理论的教材，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调式体系的论文；同时，他更以极大的热情与兴趣，对河北吹歌进行科学研究，从音律、乐队编制，乐器构造，以至演奏方法、乐曲结构等方面，都做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写下了第一手材料的科学研究心得。元庆同志是个音乐学家，不经常作曲，但在解放战争捷报频传的鼓舞下，他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胜利进军大合唱》的集体创作中来，我们一同作曲、排练及指挥。就在这时，他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高唱“大反攻”的凯歌，迎接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
解放了，新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任务繁重而艰巨，有多少工作要我们团结起全国的音乐家们一道去开辟、去建设，中华民族从此要摆脱贫困和落后，建成一个有高度科学文化的文明国家。
李元庆同志是个务实求真的音乐科学家，从一九五三年起，他以创业者的精神，担任了音乐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史上，这是第一个音乐科学研究机构，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三年中，音乐研究所在元庆同志的领导下，成绩是显著的。从资料建设入手，仅以两年的时间就初具规模，收集到数量可观的音乐图书、资料及音响资料，使音乐研究所逐步成为全国音乐资料中心。他很重视科研的基础工作，重视调查研究，重视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科研方法，使音乐研究所成为组织全国音乐科学研究的中心。在他亲自主持下，曾经组织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集体编书工作会议。一次是一九五八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编写工作；另一次是一九六○年的《民族音乐概论》的编写工作。这都大大地推动了全国音乐科学的发展，既培养了人材，又出成果，同时还编出了大量的系统的专题资料。
元庆同志在主持民族音乐委员会的工作中，很注意团结工作。他十分关心研究古乐的老先生，“北京古琴会”的成立，对团结全国古琴家，培养年青的古琴学生，开展古琴音乐的发掘、研究工作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元庆同志本来就体弱有病，而近十多年来，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身体更被摧残得十分衰弱了。在他恢复工作、重新担任音乐研究所的领导职务以来，不顾重病缠身，一直坚持工作。就是在犯病住院时，也念念不忘研究所全面工作的恢复和建设，同志们去医院探望他时，他总是兴奋地谈着当前工作中的问题，谈着《中国民歌集成》的编辑出版，谈着他对工作的设想，……等，直到他去世之前，仍然不停地工作着。为了祖国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他以忘我的献身精神，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安息吧，元庆同志！你在音乐科学上的建树，你在民族音乐事业上的辛劳业绩，永远是我们所铭记、所尊敬和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