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
庞朴
人们把粉碎“四人帮”的统治，比喻为第二次解放。这一解放的深远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为人们所理解。即使从孔子评价这样一个小问题的角度去看，也有无论怎样肯定其意义，都不致过高之感。
谁都知道，被“四人帮”打倒的一长串古人名单中，孔子是名列前茅的，有如其在两千年中被尊为亡灵之首一样。三年来，全国报刊上发表了几百篇文章，给孔子重新做了评价，涉及到若干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回顾一下我们的足迹，对于继续前进，该是有益的。
三年来的孔子再评价，可以大别之为两个时间大体相等的阶段，即一九七八年夏季以前为第一阶段，以后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重在清算“四人帮”的“评法批儒”运动。那个运动本系一个政治阴谋，目的在于篡党夺权，评价古人不过是一个幌子。因此，运动中规定的关于孔子的口径，并非可以随便讨论的学术问题，而是具有相当政治效力的准则，生杀予夺，唯此是依。
批判“四人帮”的“评法批儒”，当然首先要批判它的政治诡计，这是不言而喻的事。第一阶段里，这方面发表了不少颇为犀利的好文章，读来痛快淋漓，解仇雪恨，的确起到了深揭狠批的作用。可是，在差不多所有的批判文章中，那个曾经带有政治效力的口径，却象一道金箍，牢牢紧缠着作者的思想，仿佛它已成了铸就的公理，仍被用作立论的依据，被用去反击
“四人帮”自己。例如，在一篇《评姚文元的尊孔言论》文章中，就抓住姚文元说过的“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积极作用，他的学说中有不少值得批判地吸收的地方”之类的言论，回赠姚文元一个尊孔派的恶名。另一篇《评“四人帮”的假批孔》的文章，也讥笑“四人帮”是“按着孔丘的钟鼓，跳着林彪的舞步”等等。似乎这样一揭，“四人帮”就原形毕露，毋劳多着笔墨了。此外如“顽固头子孔老二”、“复辟狂”、“鼓吹复礼的极右派”等等头衔，更是比比皆是，众口一词。孔子的价值，好象早有定评，无需饶舌了。剩下的工作，只需对号入座，看着谁曾肯定孔子，谁就是个“尊孔派”；谁该打倒，谁就准象孔老二了。
这样的一个阶段，可以叫做对于孔子毋庸评价的评价阶段。它令人痛心地表明，惯性和迷信，在我们研究者的身上起了多大作用；更准确一点说，它极其无情地暴露了我们思想上的创伤已经深化到什么程度！
政治和学术，本是一些不同形式的社会意识。政治问题，首先是一个利害问题；学术问题，首先是一个是非问题。虽说政治也有是非之分，学术也有利害之别，但那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里，政治慢慢侵吞了学术，利害渐渐取代了是非，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一切必须服从政治；于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是非之心日益淡薄了，消失了。“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没有了是非之心，也就没有了智慧，许多愚不可及的事，因而公然得以横行。有时候，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例如在孔子评价上，也有一个是非，但那往往只是领导人的是非，它总带有某种政治效力。群众哩，不得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群众自己，是没有是非的。群众没有了自己的是非，不能献其非，以成领导人之是，或献其是，以正领导人之非，于是，领导人的是非，也就失去其为是非的价值，最后也就没有是非了。大家没有了是非，在学术问题上，于是只剩下一片混沌。
这种情况，本是“四人帮”时代膨胀起来的。流毒所及，构成了第一阶段孔子评价的主要问题所在。今天想起来，仍不免胆战心惊。
敢于重新提出学术上的是非，把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明白说出自己的观点，是评价进入第二阶段的特征。那是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而逐步到来的。这一时间背景就能说明，在孔子评价问题上，人们也要寻求真理，寻求真理的标准。这无疑是个可喜现象。
可是我们也会看到，这个阶段，是从评价孔子的教育活动开始的；就是说，是从阻力最小的环节开始的。这一现象提醒我们，传统是多么沉重的包袱，人们又如何小心翼翼。但是闸门既已冲开，清泉终于涌来，在这第二个一年半的时间里，评孔的文章、综述、讨论、报告，源源不断，仪态万方，从全面思想的分析，到个别史实的考订；从认为孔子是革命家，到坚信孔丘是反动派；从钩稽儒家的前驱，到纵谈儒学的演变，洋洋洒洒，巨细无遗，真个是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当年的沉闷和混沌，可谓一去不返了。
综观一下这个阶段的孔子评价文章，很快便会发现，几乎在涉及到的主要问题上，无不存在着深刻分歧。诸如社会性质、阶级属性、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仁礼含义、哲学派别、文化教育上的贡献，以及我们今天对待孔子思想的态度等等方面，往往都有两种以上的意见，而且争长论短，是此非彼，各自说得振振有词，大有把多年埋藏的心思一吐而后快的架势。这无疑又是值得欢迎的好事。
对于象孔子这样人物的评价，指望通过短期讨论便得出一致的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不太可能的；十分可能的前景倒是，不同意见将长期争论下去。当然，争论是可喜的，无争论的同一倒很可悲。争论的目的，也是为了统一认识。这个目的的达到，在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大家在争论过程中互相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在历史人物评价上的分歧意见，无非来自两个因素，一是资料，二是观点。具体到孔子，资料识别上的争论，固然也有，但绝非主要的；形成分歧的主要因素，正是出在观点上。说也奇怪，在观点上，本来应该没有分歧，因为大家无例外地信奉马克思主义，主张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可是由于多年来的片面宣传，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颇有差异，分歧由此而起，也就说怪不怪了。
举例来说。例如，相信孔子所谓的“爱人”是主张爱一切人即提倡人类之爱，是否等于我们也承认有超阶级的爱，等于同孔子站到一个立场上去了？象这样一个关系到孔子根本思想的估计以及估计时应持的立场的大问题，就有正相对立的理解。又如，在一篇《关于孔丘的几个问题》文章中，谈到如何分析孔子的教育思想时说：教育思想包括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三个方面，而前两者是主要的；如果肯定其教育方法，就有“不分主次”之嫌，就“决不是马列主义的一分为二”。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和运用“一分为二”的问题了。再如，在一篇题为《学习毛主席有关孔子论述的一些体会》文中说：“即使对孔子思想中某些有用的东西，也不能照搬照用，而是借用它的语言，注入新的内容。”这又涉及到文化遗产继承上的某些理论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前些年，有一种倾向，以为任何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阶级概念的标准化身，都能具备阶级观点（不是具有阶级性），其一言一行，无不合乎阶级分野。那个孔子不会提倡人类之爱的论断，就是这样来的。这样的“阶级”分析法，显然是大有问题的。
我们知道，在许多时代里，社会（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阶级的利益是不同的，但互相交往于一个共同体
（社会、民族）中，又使它们有着某些公共利益。这三种利益互相矛盾着，制约着。其中，阶级利益，尤其是统治阶级利益，居于左右一切的地位。这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状况。至于一定历史时代内的一定人物，他比较多地倾向于矛盾的这一面或那一面，更多地代表阶级利益或民族（社会）利益，还是仅代表他一己利益，对于整个历史发展来说，也许只是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偶然现象，但对评价这个人物来说，却是不容忽视的重大事情。过去我们在进行历史人物评价时，就常常忽略了这一不容忽视之点。
在人物思想的分析上，也往往是只突出思想同阶级斗争的关系，不大注意别的社会实践的作用；只惯于把各种形态的意识都看成是社会现象，不甚理会他们首先更是一种认识现象。因而在评价时，喜欢着眼于一个学说、一个原理以至一个命题的政治意义，不惜贬低甚至无视其科学意义；在继承时，只认为民主性的是精华，不知道真理性的更是人类财富；等等。
这一类简单化的理论和方法，早就不利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以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等工作了。只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在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了以后，才有可能来认真解决它，也才更有必要来认真对付它。孔子评价第二阶段的主要问题，看来也在这里；联系评价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必将把孔子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