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文艺回忆录〕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追思〔文艺回忆录〕
柯灵
郑伯奇同志逝世将近一年了。去年春天，我还在洞庭西山避嚣，乡居闭塞，过了许久，才辗转传来这不幸的消息。后来回到上海，又陆续听说了他晚年生活的一鳞半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公开亮出黑幡：要革革命者的命。伯奇同志自然不能幸免。最后他虽然亲眼看到这些妖魔丑怪落得应有的下场，自己却已经被摧残得身心俱惫，只好在病榻上迎接大地的复苏。传闻他临终的情况也相当暗淡。听到这种消息，心里就象垂着一团偌大的铅块。
这一两年间，打唁电，送花圈，参加追悼会这一类的事，真是经得不少了。长逝者有的是我的同辈，有的是前辈。在这种时刻，除了伤痛悼惜，同时也听到了暮年向自己叩门的声音。生老病死是不可违拗的自然规律，生存、学习、工作、战斗，踏踏实实地行进，自自然然地物化，留下的是对人世或大或小的劳绩。这原也是坚实而动人的人生篇章。不象古人所说的那样虚惘：把世界比作蓬飘萍寄的逆旅，把光阴看作无牵少挂的过客。但现在特别逗人哀思的，却是许多本来无垢的灵魂，在临终的时刻，还得由党和人民为他们洗雪冤秽，这才真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大的悲剧。
三十年代曾经蒙受可怕的恶名，凡是曾和三十年代的文坛沾过一点边的，就可以闻到刺鼻的血腥气。但屠刀并不能砍掉历史的真实，当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炽烈，压迫与抗争的白热化，革命者的皇皇战绩与斑斑血痕，还彰彰在人耳目。以一九三二年（上海战争以后）为起点，左翼文化运动开始向电影领域进军，最初的拓荒者中，就有夏衍、阿英、郑伯奇这些同志。——为了模糊反动统治者的视线，他们用的是黄子布、张凤吾、席耐芳的假名。“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如水银泻地，遍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部门，而电影却是唯一的例外。这一门最年轻和现代化的艺术，偏偏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堡垒。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突破。新的人物，新的故事，新的思想、感情、风格，开始在银幕上登场。这些作品，尽管在今天看来，很多还不够成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们象刚刚萌发的草木，给观众带来了沁人心脾的青春的气息。中国电影艺术的一代新人——编剧、导演、演员、作曲家、摄影家脱颖而出。上海著名的报纸上，普遍地开辟了电影专栏，锋芒毕露的批评、论战风起云涌，吸引着社会的视听。生意蓬勃的气象，宛如钟鼓齐鸣，给中国电影界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当时身历其境的人，至今回想起来，还是不能不为之神往。
郑伯奇同志是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而又和鲁迅先生有较融洽的关系。他早年就参加过辛亥革命，三十年代是他最活跃的时期。他是“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人和常委，还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左翼电影运动兴起，他又是积极的参与者，朋辈戏呼他为文学与电影的“两栖动物”。他写电影剧本，写电影批评，还致力于引进十月革命后在苏联登场的新兴电影艺术理论，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就是他和夏衍同志合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某些主张，例如为了促使中国电影尽快脱离幼年阶段而突飞猛进，他呼吁对电影艺术理论作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呼吁其它姊妹艺术的研究者参加电影行列。他认为中国电影不但要向苏联电影学习，还要借鉴西欧优秀的电影艺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该“虚心坦怀”，而不要“偏执武断”。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沉潜的思想的闪光。
我是作为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卷进这一场电影革新运动的。邈远的岁月已经使往事如烟，只有一点，历经时间洪流的磨洗而不损其光辉，那就是几位我当时亲炙过的前辈风仪。他们有一种非常突出的共性，是平易近人，不遗余力地吸引后进。而这正是使世界不断前进的引力。我认识这位席耐芳先生的初期，并不知道他就是伯奇同志，后来哑谜揭晓了，刹那间我的确充满了疑幻疑真、又惊又喜的复杂心情。我和伯奇同志之间，光是年龄，就隔着一大段；但各种各样的距离并不妨碍我和他的接近。这里试举文字上的交往为例。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以后，原来沉闷的局面很快打开。一九三三年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了，这是一次真正的群英会，影坛知名人物第一次集合在进步的旗帜下，宣言要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为了给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色增添热闹，伯奇同志在同年七月创办了《电影画报》。我记得大世界附近有一间临街的小楼，是“协会”的经常活动场所。《画报》筹备期间，伯奇同志特别约我在小楼上谈了一次。《画报》出版以后，我也就是主要的写稿人之一。我有个朦胧的印象，当时以唯美派著称的青年导演蔡楚生，正处在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的转向时期，伯奇同志和我商定，由我在创刊号上写文章介绍蔡楚生。一九三四年，我在《大美晚报》华文版创编了一个《文化街》周刊，伯奇同志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他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发表，后来收在《两栖集》里总题为《星期一通讯》的一组文艺论文，就是他在《文化街》经营的果实。一九三五年二月，伯奇同志创办和主编的《新小说》，是对文学通俗化的一个尝试。根据他自己的说法：“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能够通俗的”，“同时有生命的通俗作品也都是在艺术方面很成功的”，他的理想是统一本来不应有的艺术与通俗的矛盾，使左翼文学运动“深入一般读者大众”中去。他主编《新小说》，在时间上和《电影画报》相衔接，可以看出其间显明的血缘关系，那就是电影创作与理论的实践使他看到了文艺和人民的相互影响和力量。这种主张，得到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老舍和其他著名左翼作家的积极响应，有的还在《新小说》上作了通俗小说的实验。《新小说》后来并没有发生它预期的社会影响，但无疑应当看作是左翼文学力求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标记。我当时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文艺学徒，伯奇同志却热心鼓励我写了长篇小说《牺羊》。这篇小说的题材，也是出于他的提议。他说电影界新旧势力的矛盾很突出，这是社会矛盾的具体反映，其中形形色色的人事浮沉，都是很吸引人的素材。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设想。遗憾的是我没有写好，辜负了他的期望。因为对我当时的负荷能力来说，这确实有点超载了。事实上，如果没有伯奇同志热情的鼓舞，我决不会有勇气爬这个高门槛。后来因为《新小说》的夭折，《牺羊》也没有终卷。现在想来，《新小说》的不能永年，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解放以前，国统区的新文学运动，始终徘徊在知识分子阶层，连小市民的圈子里也未尝涉足。作者和读者似乎有同样的“洁癖”，对通俗文学望而却步。左翼文艺运动虽然努力要冲决这个樊篱，和工农群众相拥抱，但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仍然停留在可望而不可即的阶段。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而又有限的——谁也无力做超越时代的事。但能够立足现实而着眼于未来，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起点。
郑伯奇同志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蕴结的热力表现为待人接物的亲切随和。他的特点是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而说话不多，在我和他接交的四、五年间，不曾听到过他的高谈阔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迫近沦陷以前，他决定离开这个生活和战斗了多年的城市。我到他环龙路寓所送别时，他和他的夫人正忙于整理行装。那是一个明丽的秋日，但战争的气氛和惜别的心情压得我沉甸甸的。当时草草一别，从此在战火纷飞之中，不曾互通音信。我一直蛰居在称为“孤岛”（后来沦为陷区）的上海，形同拘囚，连关于他的消息也没有听到。
直到一九六二年春天，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也正好在北京，听到消息，立刻到民族饭店去看他。那已是阔别二十五年之后，经历过几番旋转乾坤的世变，他老得多了，但谨饬谦抑的风格没有变。我们互道了别后沧桑，他也依旧是那样平易近人，令人如坐春风。隔了几天，他在文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发言，谈的是陕西省文艺界的情况，占的时间比较长；我静静地坐在台下，看到周围反应的冷淡，不知为什么，心里感到很惆怅。以后想到他，这个场景就会无意地浮现出来。我这才感到，谈吐肆应的工夫，恐怕正是他所缺少的。“沉默为佳”，倒是他的本色吧。
此后经历的是政治上完全出乎意外的严寒季节，我从此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了。
伯奇同志溘然长逝的时候，已经是八十五岁的高龄。从他十五岁参加同盟会算起，已经为革命勤勤恳恳地苦干七十年，是到了应该息肩的时候了。他是为中国左翼文艺冲锋陷阵的前驱者之一，历史纪程碑必将以适当的地位镌上他的姓氏。我作为他的后辈，年轻时受过他殷勤的扶植，现在“垂垂老矣”，却始终没有向他表达过我私心的感激，因为我知道，慷慨无私的援助决不期待对方的谢意。但我怎么能够忘记呢，尤其是一别四十余年，天各一方，我不曾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答报，甚至他与世长辞之际，我也因为消息阻滞，一无所知，不曾有半点悼唁的表示，这真是我不可补救的遗憾。听说伯奇同志谢世之前，还殷殷以祖国的四化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为念，但愿我能以有限的余年，勉力为此献出微薄的力量，以告慰我的前辈和故人于地下吧。
〔编者附记：今年三月二日是“左翼作家联盟”（“左
联”）成立五十周年。我们热切盼望三十年代参加左翼文
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活动的同志，都来写“文艺回
忆录”，追叙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功绩，缅怀为中国无
产阶级文艺事业作出过贡献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