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清宫外史》重新上演的时候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写在《清宫外史》重新上演的时候
杨村彬
八十年代第一春，《清宫外史》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同时重新上演了。感奋自己有生之年还能为向四化进军中的祖国有所奉献。
北京，是我的生身之地，是我度过童年、成长和受教育的古老的城市，我对北京有着非凡的感情。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故乡，在四川写《清宫外史》，是受到当时时势的激发，也发自对北京的怀念。这个剧本曾在各地演出，包括解放后在北京，也有不只一个剧团演出过。但我自己导演的演出在北京舞台上演，这还是第一次。
我也要向上海的观众致意：上海，这是我从一九四六年起就定居了三十多年的城市，是我度过中年走向老年的所在。从“冒险家的乐园”到成为工业、科学技术、外贸的基地，我是和你一道，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这里，我尝过贫病交加的辛酸，我也享受过在大马路上舞秧歌的欢快。我在这里被关过十年“牛棚”，也在你的舞台上导演过不少台演出。我是在你们这些观众的哺育下成长的。这次向你们奉献的这台演出，虽是早年的旧作，却经过多年磨练，不少同志为它付出巨大的劳动，增添光彩，希望在艺术欣赏上能给你们一些满足，那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最大愉快。
重新上演《清宫外史》，意味着对林彪、“四人帮”的控诉、批判。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是从文艺下手的。在他们乱箭齐发的毒箭中，有一箭是奇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奇文，以批判影片《清宫秘史》为名，实则是打击我们敬爱的一位革命前辈。莫名其妙的是，这篇怪论最后笔锋一转，把《清宫外史》和《清宫秘史》混为一谈。这样张冠李戴，就使全国凡是上演过《清宫外史》的团体和个人都遭到迫害。在他们的字典里，“爱国”和“卖国”两个词汇完全颠倒使用了。
重新上演《清宫外史》，也还意味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鼓励艺术家贯彻双百方针，努力进行题材、体裁、风格、流派诸方面的积极探索。
《清宫外史》的演出，涉及如何通过艺术欣赏来达到提高人们精神境界的问题。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而任何动人的艺术都是一定深刻思想的体现，这二者是不可割裂的。这戏涉及历史和史诗的联系和区别的问题，在这点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上所说的“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这戏涉及历史人物评价和典型人物塑造问题，我力求使历史人物真相和塑造典型相互为用，不管什么人，首先是个人，而不是某种概念的传声筒，黑格尔老人所阐明的“这一个”仍然是坚实的出发点。这戏涉及话剧语言的艺术，如何提高语言质量问题，在这点上，我永远铭记周总理的教导和期望，在大力提高语言艺术水平上有所钻研，至少包括语言的时代感、性格化、动作性和音乐性几个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所有这些问题，《清宫外史》都已解决或做得很好了，何况艺术创作贵在创新，没有一成不变的万应药方。我只是说，《清宫外史》接触了这些问题，可以引起更深入的探讨、钻研。
周总理曾经三度看过这个戏的演出，第一次在抗日战争时的重庆，第二次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第三次是解放后在北京中南海。每次看后都给予鼓励和支持。今天我们重演这台戏，怎能不深深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至于上演的现实意义，今天看来，历史剧不过在“温故知新”，而顽固保守和革新前进的斗争，恐怕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不能绝迹。这个戏接触的历史离我们不远，仅仅在百年前。今天，当我们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时，对照这段历史，就更明白这出戏，在清除封建流毒上，也许还有点借鉴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