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党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怀念王其梅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请求党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
——怀念王其梅同志
谭冠三 陈明义 李 觉
十二年前，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党的忠诚战士王其梅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的残酷迫害下，蒙受不白之冤，含愤逝世。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其梅同志得到平反昭雪，并根据他生前意愿，将他的骨灰移回西藏安放。
其梅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那光明磊落的品质，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一）
王其梅同志是湖南省桃源县人。三十年代初期，为了追求真理，寻求革命道路，他离开家乡到北平读书，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一九三三年七月，其梅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正在大学读书，党组织派他去作兵运工作，他毅然放弃大学生的生活，打入国民党军队，当伙夫、车夫、勤务兵和马弁，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节节向晋、察、冀、绥、热等地侵犯，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招致了华北危机。其梅同志奋起从事救亡工作，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担任了北平学联的交际股长，他不辞劳苦，奔走于街头巷尾，宣传组织群众。一九三六年春，由于叛徒的出卖，其梅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气节。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并按照党的指示，到河南省东部西华县，从事这一地区的开辟工作。
初到豫东，其梅同志在西华农村创办了一个名为“普理”的学校。他忍受着狱中受刑致残的创痛，紧张地工作：白天教书，夜晚联系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为后来成立党的抗日武装，训练和准备了大批干部。一九三七年春，豫东发生大春荒，广大贫苦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其梅同志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内部矛盾，以合法斗争为手段，发动群众，领导饥民分了一家恶霸地主家的多年陈粮，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基本群众得以度过春荒。第二年，当日寇铁蹄践踏在豫东大地时，又遇上一次大春荒。其梅同志一面遵照党的指示，积极组织人民群众抗日；一面带领群众拦截了奸商运往敌占区资敌的十七船粮食，并就地分粮于民，使数万饥民得救。此后，西华地区一带的男女老幼，无不称赞专为穷人办好事的“王先生”。这个分粮救穷人的故事，至今在豫东人民的口碑中流传。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滔滔黄水泛滥四十余县，西华县成为黄泛重灾区。在人民遭受空前大灾难的关头，其梅同志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当地群众和进步青年，帮助群众脱险，转移到安全地区。不久，其梅同志遵照党的指示，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当时没有武器，他想方设法筹集；没有军事干部，他亲自领导训练，终于建立起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抗日武装，在睢县、杞县、太康等地创建了豫东抗日根据地。
豫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西临平汉、北靠陇海两大铁路，是我华中、华北两大战略区的咽喉通道。它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开封和商丘、徐州要地；同时，在我华中、华北抗日根据地之间，架起了一座紧密联系的桥梁。一九四○年以后，日寇频繁地对这一地区进行“扫荡”，妄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由于其梅同志依靠群众，机动作战，灵活地打击敌人，特别注意到摧毁伪政权、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武装，从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扫荡”胜利。
当时，王其梅同志的名字，一再出现在敌占区的报纸上，成为“新闻人物”。敌人听说王司令的军队来了，往往龟缩在据点里不敢乱动；人民群众听说其梅同志带领的队伍来了，扶老携幼，出村相迎，簟食壶浆，慰问自己的子弟兵。其梅同志领导的这支部队，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休戚相关，建立了鱼水之情。后来，这支武装成为第二野战军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中一直战斗在豫、皖、苏地区。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其梅同志不仅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率先地同民族敌人英勇作战，而且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当时西华县有一位爱国进步的知名人士胡晓初，带有两千多人的武装，是一支重要的地方势力。其梅同志排除“左”的干扰，作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胡晓初于一九三九年冬决然地拒绝国民党的改编，率部参加了我军，成为新四军第四师的一部分。在睢杞太地区，国民党顽固分子薛如海军队制造磨擦，经常袭扰我根据地，抢掠我人民群众的财产，打死打伤我地方政权干部，严重地影响这一地区的抗战大业。其梅同志根据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坚决予以回击，歼其大部，巩固了豫东抗日根据地。
（二）
一九五○年春，为完成统一祖国大陆的伟业，我军奉命向西藏进军时，其梅同志担任了“前指”政治委员，为大军西进作开路先锋。他除了组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外，率部跋山涉水，首先解放了西藏的东大门户昌都，打开了进军拉萨的通道，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重要条件。一九五一年，为贯彻执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配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同志的行动，其梅同志又奉命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进拉萨，再次担负起为大军开路的重任。从边坝到太昭（工布江达）间的八天路程，是川藏道上视为畏途的“恶八站”。这里山高路险，鸟兽罕见，忽而晴空万里，忽而风雪交加，异常寒冷。我先遣支队到达这里，中途濒于断粮。其梅同志带头以马料掺和野菜充饥，号召部队学习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坚韧不拔精神，发扬阶级友爱，终于胜利地到达太昭。
在艰苦的进军途中，其梅同志坚定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坚决贯彻西南局、西南军区刘伯承、贺龙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各项具体指示。要求部队处处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以身作则，成为部队的表率。他耐心地向当地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征求并尊重他们的意见。他对广大藏族同胞寄以无限同情，解决他们的切身困难。在补给不继时，他宁愿和战士干部挖野菜度日，也绝不允许任何人违犯群众利益。日久天长，广大藏族同胞逐渐消除了对解放军的误解和疑虑。有的藏胞看到部队吃野菜，便把整袋的糌粑放在部队的驻地门外。我军空投误落在深山的整箱银元，也被藏胞拣回悉数送还。部队从甘孜出发，许多藏胞赶着牦牛和骡马，把成万驮军需物资，运往金沙江边。这一幅幅藏汉族军民团结互助的画卷，都渗透着其梅同志的心血。
其梅同志率军进抵拉萨后，有些反动分子一方面散布谣言，煽动藏胞反对我军进驻西藏保卫祖国边疆；另一方面则向我外出人员抗膀子、扔石头，寻衅闹事，形势相当紧张。面对这一现实，其梅同志非常镇定从容。他一方面将上述情况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一方面要求全体指战员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把反动的谣言制造者、唆使闹事者，同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区别开来。他经常轻骑简从，登门拜访僧俗官员、各界人士，晓以团结爱国的大义，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他尊重藏族同胞的信仰、风俗和习惯，到寺庙去朝佛和布施。他号召部队遵守纪律，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以实际行动戳穿反动分子的诬蔑和挑拨，不给敌人以任何口实，从而稳定了西藏局势。
不久，为了尽快打通川藏公路，解决运输补给问题，组织上又把其梅同志派往后方，领导筑路。时值隆冬，组织上曾考虑要他取道国外，但其梅同志为了不给国家增加外汇开支，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从拉萨出发，跋山涉水，沿着进军西藏的道路，回到内地，表现了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思想品质和工作作风。到了工地，他深入实际具体解决筑路中的棘手问题，克服重重困难，使这一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大动脉，胜利地提前通车。
（三）
其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毕生为党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高尚品质，表现在高度自觉的党性和身体力行的行动上。在他的心目中，从来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和利害。他受过严酷的白区工作的考验，在敌人的监禁拷打下，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铮铮硬骨头，皎皎如日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豫东平原，在敌伪顽的分割夹击下，他英勇作战，顽强坚持。三个前任地委书记牺牲了，他毫不气馁，更加坚定地战斗下去；负了伤，仍继续战斗；没有饭吃，他同战士一起吃树叶子和红薯叶子；当部队需要集中马匹建立骑兵部队时，他首先把自己的乘马交出去。
其梅同志在读书和学习上从来是孜孜不倦，如饥似渴的。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中，他常常设法弄到各种书籍，挤出时间阅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以及党的文件，他总是认真精读，作眉批笔记，写心得体会，力求领会贯通。他经常讲，一个革命者如果学习不好，干起工作盲目性就大，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会出偏差。他把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把关心国家大事和努力充实自己各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从而为革命大业作出出色的贡献。
其梅同志一贯埋头苦干、勤勤恳恳，处处严于律己、模范带头。他亲身参加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伟大事业。他带头和战士一起盖营房、修公路、建水电站、开荒种菜、植树造林。有一次栽果树时，个别人嘟嘟囔囔地说：“栽它干啥，我们出了力，还不知谁来吃果子呢？”其梅同志严肃地指出：这句话看来无碍大局，但反映的思想却不可轻视。他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对干部们说：“我活着和大家一起干革命，建设新西藏，死后也要把这副骨头埋在西藏。”其梅同志身患高血压病和糖尿病等疾病，党中央曾征求他的意见，准备调他到北京工作。但其梅同志认为：西藏是个艰苦的地区，自己对西藏的情况熟悉，个人的身体事小，建设西藏事大，应当继续留下工作。后来，当他得知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后，高兴地说：“我又留下了，再也不走了。”其梅同志这种顾全大局、热爱边疆、热爱西藏的革命精神，为西藏地区的指战员和工作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当其梅同志被“四人帮”一伙迫害得生命濒于垂危的最后一息时，仍念念不忘西藏的工作，不忘西藏建设的大业。就在这样的时刻，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艰难地写下了最后的遗言，即他以自己的心血总结出的《对西藏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对今后西藏建设的意见》。在他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再三地嘱咐他爱人王先梅同志说：“请求党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
其梅同志作风正派，赤诚待人，密切联系群众，从不在政治上搞特权、生活上搞特殊。他总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而反对摆在群众之上。他常以古代历史的教训为鉴，特别是对那种太平盛世中的文恬武嬉、奢侈豪华的现象，表示深恶痛绝，并告诫干部要引以为戒。一九六○年，他曾把多年节省下来的一万多元津贴，全部交公。由于积劳成疾，上级机关和医生再三催促他到内地疗养，他总是迟迟不前。最后，无法再拖延下去时，他才在青岛住了仅有的一次疗养院，还带了一位教藏语的教员，学习了一个多月的藏语。
王其梅同志去世时，年仅五十三岁，正是为党、为人民、为祖国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这是令人十分悲愤和惋惜的。今天，我们悼念其梅同志，要学习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高尚品质，学习他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品德，以此来砥砺我们自己，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本色，以便更好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焕发精神，奋发图强，为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