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刘芝明同志领导文艺创作的民主作风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回忆刘芝明同志领导文艺创作的民主作风
姚仲明 金紫光 李伦
刘芝明同志惨遭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去世，已经十一年了。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和很多同志的心情一样，在为他庆幸的同时，也深深地怀念他。
芝明同志原名陈祖骞，辽宁盖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一九二九年学成归国后，就在上海以法政大学、暨南大学教授身份，进行党所领导的地下工作。一九三一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负责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上海反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并任上海东北同乡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当党领导下的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的党团书记被捕后，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刘芝明同志挺身而出，继任了这个工作职务，并且更为积极、活跃地展开工作。“九一八”后，一批从上海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中有人被杀害，芝明同志等当即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上海学生抬棺游行示威，沿途作抗日救国的宣传，勇猛地冲过反动军警的重重封锁，冲过了法租界的铁门，在上海人民群众中发生了深广的影响。
一九三三年，刘芝明同志在上海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他作为东北人要求抗日，立场坚定，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在敌人监狱中，他目睹革命先烈邓中夏同志英勇就义前那种临危不屈、浩气长存的革命英雄气概，更加激发了革命斗志。芝明同志在黑暗的监狱中永远向往着光明的未来，以极大的毅力学会了德文和英文。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后，经我党代表周恩来同志亲自营救，刘芝明同志与同狱的陶铸、王鹤寿等同志一道获释出狱，旋即转赴延安。从一九三八年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止，刘芝明同志先后在延安中央党校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教务处主任、第三部主任等职，一九四五年并兼延安平剧研究院院长。
他不仅在教育工作方面成绩卓著，特别值得一谈的是他在领导文艺创作、演出活动方面的巨大贡献。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后，芝明同志自觉地、主动地贯彻党的文艺方向和方针。我们当时在刘芝明同志直接领导和主持下，分别参加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新歌剧《刘红英》及秧歌剧《牛永贵负伤》等的创作、导演、演出工作。我们的写作水平是很低的，经验也很少，如果没有芝明同志的帮助和支持，这些作品不但不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还会有中途夭折的可能。当《同志，你走错了路！》的作者姚仲明同志向芝明同志谈到自己的创作意图时，他连声说：“好，我一定支持！”当即热情地鼓励作者大胆进行尝试，并帮助解决有关的具体困难。当作者把初稿拿出交群众讨论后，由于意见分歧，作者几乎准备放弃原作。但芝明同志却认为，反映向王明路线作斗争的戏有难度，但很有必要，很有意义，应当坚持搞好。并说文艺创作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党和阶级的事业，有什么困难组织上可以帮助解决。接着便从党校三部调塞克和陈波儿同志前来参加导演工作。在芝明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下，这个戏终于获得了成功。
歌剧《牛永贵负伤》的创作演出是在一九四四年春。为了贯彻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芝明同志在中央党校组织了一个大秧歌队；组织党校的文艺干部编写了一批秧歌剧，其中周而复和苏一平同志合写的《牛永贵负伤》，在演出中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刘红英》是在秧歌剧基础上提高发展而成的一个新歌剧。剧情主要是反映陕北某红军战士离家出征赴华北抗战，家属刘红英在家中坚持生产劳动，支援前方抗战，同时克服各种困苦来抚育子女并坚决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演出后，观众深为感动，许多人同情落泪；但也有人说，这出戏的剧情太悲，看了以后使人想家，影响情绪，有副作用。这些评语使作者、导演都感到有压力，思想上有顾虑。这时芝明同志及时地对编剧苏一平、周戈，作曲金紫光等同志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鼓励和引导大家继续努力改进，千万不能松劲。由于芝明同志对同志亲切关怀、对工作极端负责，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们，不但心情舒畅，而且能不断有所进步，有所提高。
《三打祝家庄》的创作，是彭真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请刘芝明同志亲自抓的。这是由中央党校几个部的教职学员和工勤战士等业余创作演出的剧目。参加的人员来自各个不同岗位，思想文化水平相当悬殊。大家临时组合在一起，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外行”，要想在短时期内创作演出这样一部大型历史剧，真是谈何容易！为了充实、丰富作者所要反映的生活，芝明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很多次座谈会，并请熟悉梁山的同志介绍梁山的民间传说和情况，请刘宁一、刘慎之等同志介绍地下工作的事例，请一些军事指挥员同志介绍里应外合破敌堡垒的具体事例，请郭化若同志从军事理论原则方面给予指导，请齐燕铭同志参加一时期创作。剧本经过数次修改后，又多次听取导演、演员和特邀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演出后又多次征求观众意见进行修改。在集体创作中作者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芝明同志又耐心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做促进团结的工作。
芝明同志在创作的领导工作中表现出许多优点，他的民主作风，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各种文艺作品，往往都是仔细阅读数遍之后，才提出自己的意见的；而在提出意见时，他又总是把自己放在同作者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允许进行讨论，并启发作者充分讲出自己的意见。有时，由于彼此意见不一致，几个作者情绪激动，甚至拍着桌子同他吵起来，有时他同意了作者的意见，有时他不同意作者的意见，甚至情绪也有些激动，以致闹得不欢而散。但是，次日见面，大家又和好如初，不存任何芥蒂，又接着对作品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我们感到：一个领导干部能使作者敢于对他直率地讲心里话，甚至敢于当面同他吵起来而事后又毫无戒心，如果不是他具有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那将是难以设想的。这种情况，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作领导工作来说，也还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芝明同志在文艺创作领导工作中，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也是很突出的。他总是很注意组织和引导作者对所反映的生活进行深入体验和调查研究，即使在作者已经比较熟悉的情况下，他也要坚持这样做，目的是帮助作者加深对于生活本质的认识，使作品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许多在作品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戏剧性较强的情节等等，往往是在对生活的深入过程中获得的。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在不断的修改过程中，他总是耐心地引导作者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高度集中群众的智慧，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而又保持和发展了作品原有的独特风格。
芝明同志对作品既要求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又要求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我们的剧本之所以一改再改，政治水平不高固然是一个原因，艺术水平不高也是一个原因。芝明同志为了提高作者的政治、艺术水平，在听政治报告、阅读文件和政治学习方面，在学习文艺理论、技术、观摩文艺演出和业务进修等方面，他都设法给作者以方便条件，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斗争形势，能站得高、看得远，洞察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尽可能在作品中达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生活与艺术的统一。我们以为，正是由于芝明同志的这些作法符合于艺术的创作规律的要求，所以，《同志，你走错了路！》、《刘红英》、《牛永贵负伤》等剧的创作、演出才受到了广大观众的重视和欢迎；《逼上梁山》才会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三打祝家庄》才会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这两出戏才会在各解放区广泛演出，受到欢迎。
一九五三年，刘芝明同志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九六二年以后，调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代理书记、秘书长、副主席，在组织和领导全国文化艺术工作上，做了大量工作。他忠实地执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艺路线，坚定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解放后的十七年中，他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和文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芝明同志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耐心地做政治思想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但他宿舍中除了很多装满书籍的书架和简单的用具外，没有什么华丽的陈设。他使用一块陈旧的怀表，穿着十分简朴。他对机关里的同志们，不管是干部还是公务员、炊事员，都主动接近，有时到家中访问，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群众也愿意接近他，认为他是一位可亲近的、能谈得来的领导干部。他兼延安平剧研究院院长时，听说有些演员对他有意见，他就从党校渡河走到平剧院这些同志的窑洞中，坐在一起，虚心地征求大家对自己的意见。演员们为芝明同志的这种举动所感动，诚恳地提了工作、伙食等方面的意见。芝明同志认真考虑这些意见，有的立即采纳实行。在供给标准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平剧院伙食的花色品种立即大有改善，受到全院同志们的欢迎。
若干年来，在他直接领导和主持下创作了许多流行全国的优秀文艺作品，但他从不居功，全都归功于作者，对自己只字不提，甘作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他担任东北文化部长时，有位作者需要安静的创作环境，他便请作者住在自己的楼上，他自己则住在楼下，以便向作者的来访者“挡驾”。刘芝明同志身上保持的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至今仍在激励着我们。